印度女记者: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更好？

印度女记者看中国。一位在中国生活了5年的印度女记者在北京的胡同中观察各种各样的中国。作为一名印度人，她在中国工作，比较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制度上的差异还是不同阶层生活上的差异。她认为做一个印度人比做一个中国人更好……帕拉维·艾亚尔是一名居住在北京的印度女记者，为《印度时报》工作。她是《烟与镜:体验中国》的作者，该书在印度非常受欢迎，她还获得了印度最佳新闻成就奖。作者:帕拉维·艾亚尔来源:guancha.cn/Neighbors/2014_04_08_220312_s.s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5年的印度女记者在北京的胡同中观察各种各样的中国。作为一名印度人，她在中国工作，比较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制度上的差异还是不同阶层生活上的差异。她认为做一个印度人比做一个中国人更好……帕拉维·艾亚尔是一名居住在北京的印度女记者，为《印度时报》工作。她是《烟与镜:体验中国》的作者，该书在印度非常受欢迎，她还获得了印度最佳新闻成就奖。艾亚尔在领奖时说:“这是印度媒体对中国重要性的肯定。”

以下是一些文章:一旦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麻将玩家仍然在食堂门口。他们将在闷热的夏夜一直玩到深夜。其中一个是方老太太的儿子，她卷起他的汗衫露出他鼓鼓的肚子。当我每天晚上回家时，不管多晚，我都能看到这些人在外面打麻将。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停一会儿，然后有人会轻轻地抬起下巴打招呼。他会说“我回来了”，我的邻居也会用同样的问候来表示他们知道我回来了。巷子里的问候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可预测性。它们表明这个社区是安全的，一切正常。夏天过后，北京是短暂的秋天。很快，空气体就会有燃烧煤的不祥气味——那是冬天胡同的象征性气味。即将到来的寒冷季节的其他迹象也开始显现:清晨，去公共厕所的人穿长袖毛衣，而不是棉睡衣。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搬到这里时，小巷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不时让我皱眉头。对于睡衣来说，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再局限于卧室，居民们一整天都在街上穿着它们，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奇怪的。在最初的困惑之后，我开始非常欣赏这种对睡衣的友好态度，因为每当我想在附近的小商店买火柴或什么东西时，穿着睡衣出去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有时候，我带着“焦糖”或“豆腐”一起出去。邻居们都非常喜欢猫。当我带他们出去的时候，总会有一群人在周围逗他们开心。一个秋天的早晨，在我从食堂回家的路上，一群在胡同旅游的外国游客骑着自行车经过。他们左顾右盼，充满好奇，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直到他们看到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看上去很震惊。其中一个差点从公共汽车上掉下来。当我第一次搬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在一些中国人中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住在这里的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个外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外国人中引起过这样的反应。后来，我从他们的角度看了看自己:穿着睡衣和睡衣，嘴角叼着烟，左臂下夹着一只猫，走路时拖鞋在脚边噼啪作响。胡同同化了我。2006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来了在中国的又一年，这将是我在这里的第五年。房东吴先生打电话来安排晚餐。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一起出去了，最近几天四合院的下水道也没有任何问题。我答应马上下来，但我这么做是有秘密目的的。以前，每次我、胡里奥和房东出去吃饭，吴先生都无一例外地付账。这与其说是他好客的证明，不如说是在中国人吃饭时流行的“抢购”竞争中，我们不如其他人。这是一场羞辱了战败方的决斗。与吴先生和吴太太相比，我们的失败使我和胡里奥没有丢脸的余地。现在，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因此，几天后，我们和吴先生的三口之家坐在一家正宗的四川餐馆里。我对这个命令皱起了眉头。“那是什么？是肺吗？”我问，卡住了我的喉咙。“哦，这是今晚给你的。”吴少奶奶笑得像个食尸鬼，用一把闪亮的长勺子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大盘子里搅动。"不仅有肺，还有肾和肝，与汤、血和胡椒一起炖煮."有那么一会儿，她表现出关切。“你可以吃胡椒，对吗？”她热情地问道。我太难过了，除了摇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老实说，我不能吃辛辣的食物。“那就没问题了。”她松了一口气，然后舀起一大勺灰色的颤抖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里。晚餐继续。杂碎后面跟着一只完整的牛蛙，所以青蛙不得不啃掉它的肉，吐出小块软骨。吴先生告诉我们:“许多人不知道青蛙肉实际上是最新鲜的。”非常好看。让房东选择餐馆和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认为那天晚上他是主人。当我们吃饱了，胡里奥会原谅我们去洗手间，但他实际上是溜到收银台结账。当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骄傲地说钱已经付了，当他结账失败时，我们不要骄傲地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吃完饭，一只小牛蛙钻进了吴先生的气管。他咳嗽得很厉害，紧紧地扼住了喉咙。这只两栖动物的一块软骨让他喘不过气来。我拒绝了房东会让我吃那些东西并遭受报复的想法。我不停地拍着他的背。但是没用。吴先生突然起身冲出包间。我们想跟进，但吴太太拦住我们，坚持说不用担心。“老吴身体很好，”她说。“他会没事的。”几分钟后，吴先生回来了，他的脸仍然有点红，但显然他没事。他无视我们的担忧，结结巴巴地把猪肺放在盘子里。半小时后，我们再也吃不下了。胡里奥按计划溜出去“去厕所”，然后偷偷跑到收银台，低声要账单。“付账吗？”收银员女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和你一起吃饭的老人半小时前付了钱."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又把我们打败了，我们除了品尝这个国家的失败之外别无选择。第二，几个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对未来没有明确的计划。我来到中国的五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2007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学习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后，开始有离开的冲动。虽然我们还在中国，但我们已经在精神上远离了这里，我们想尝试新的风险。自从我2002年8月来到北京，我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在任期三四年后都离开了。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我的几个学生正在国外学习。奥运会就要举行了。当我第一次到达北京时，几乎到处都没有“拆迁”这个词，因为几个月前这些房子就已经被拆除了。一个美丽的购物中心已经开始在前门附近的小胡同形成。自从我来到这个城市，出租车已经上涨了两次。消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里，他们把我最喜欢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垃圾”改成了“鲤鱼”，这不是很有趣，但更准确。对于外国人来说，最受欢迎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醒目的英文单词“东大肛肠疾病医院”现已改为优雅的“东大肛肠医院”。在一个国家的五年既不长也不短，我没有浪费时间四处旅行和问问题。但是随着我在中国的生活接近尾声，越来越多的人会问我一些问题。当我离开中国去欧洲和美国旅行时，人们会问，“中国会去哪里？”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会经历巨变还是会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中国会陷入混乱吗？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持续吗？在印度，人们的担忧是不同的。无论是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经常问的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学到什么？或者，印度应该做什么，而中国一直在做什么？中国把美国作为评估自己国力和成就的最终基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评估自身进步的一个共同参照系。回到中国，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它们是最直接的，也可能是最难回答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巷子里的邻居一有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或者你更喜欢住在德里？”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我已经考虑这个问题很久了。每次我遇到它，我的答案都不一样。在与楼雅和我家附近公共厕所的清洁工交谈后，我想到了印度的那些可怜的女佣。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最底层的人仍然享有相对的尊严。​​ 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