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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组织部在对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建议的复函中透露，中央组织部目前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修改省部级干部的生活条件，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修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条件。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待遇条例的修改进展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在今年的两会上，葛提交了《关于制定和公布国家领导人离任礼遇条例和离退休干部待遇条例的议案》。中央组织部在复函中透露，要建立完整、合理、统一、规范的领导干部待遇制度，必须发挥高级干部的示范作用。至于葛的建议，中央组织部表示将认真研究，并在工作中参考。
昨日，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接受了《北青报》的专访，就提案内容、处理过程以及对相关法规修改的预期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学习和修改意味着论证其可行性。北京日报:中央组织部在回信中提到，省部级干部的生活条件正在调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条件正在研究和调整。你如何理解这两个句子表达上的差异？葛:修订和研究是不同的。修订意味着修订已经开始，而研究修订意味着它仍处于研究阶段，包括论证其可能性和可行性。《北青报》:在你的提议中，你建议制定并公布《国家领导人离任礼遇条例》。礼貌到底是什么意思？葛:目前，中国有数百位即将离任的国家领导人。每个国家都应该尊重即将离任的领导人，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这不仅是国家的尊严，也是对他多年来为国家所做贡献的肯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有明确和详细的规定。例如，有必要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在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的安全、医疗保健和治疗方面应该提供什么规格的数量和时间限制。有些是终身的，有些是有时间限制的。工作条件可以随着工作量的逐渐减少而改变，医疗条件可以随着年龄而改变。还必须界定其适用范围，其中一些仅适用于自己，其他适用于配偶，其他适用于所有家庭成员。一旦定义清楚，就不能随便改变。《北青报》:提案还提出要制定和公布退休官员待遇的规定。为什么你只打算离开并退休？葛:之所以只提离任和退休，是因为离任和退休官员的待遇比在职官员更难把握。现在没有官员退休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经常是随机的。例如，许多官员可以在退休后提高工资。有些官员是副部级，但后面会有一个括号，表示医疗享受部级待遇等等。部长级官员的医疗标准是什么，副部长级的标准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既然这是纳税人的钱，为什么不能公布呢？建议参考外国领导人的礼貌标准《北京日报》:在提交提案后，哪些部门与您进行了沟通？葛:几个月前，中组部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问我礼貌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还问我以前有没有相关的规定。他们能更好地理解生活水平，平时可能很少使用礼貌，所以他们不是很清楚。除了解释礼貌之外，我还向对方建议，这些规定应该公开。我还建议他们看看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退休后是如何规定礼貌标准的。例如，美国总统离任后，他的家人也将获得终身保障，但副总统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些规定可以找到。《北京日报》:最近，中央多次表示，要规范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制度。你曾经提到过，对领导干部的具体待遇应该优惠，不能太紧，这不是与中央政府的态度相矛盾吗？葛:具体待遇，我主张优惠，不要太严格，要规范。优待是对他长期为国家服务的认可和奖励，也是对现任官员的一种激励。如果他们诚实正直，他们退休后会得到如此好的待遇。当然，偏好是相对的，它应该基于中国贫富差距的现实，而不应该太高。有人反对我，说现在农民的生活不好，所以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应该受到好的待遇。我想说这些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当一名官员真的是最难的事，你怎能期望精英成为公务员，政府又怎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国家事务应该向全国人民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探索推行科层制，规范和清理办公楼、公交车等领域。您认为今后在制定相关法规时还需要澄清哪些问题？葛:官僚体制只控制住房问题。我希望为领导干部生活和工作待遇的各个方面制定全面的标准和规范。《北京日报》:有些人认为，应该把有关领导干部待遇的相关规定的权威性提高，比如说，提高到法律层面，这样才能更加公开透明。葛:在我的提议中，我建议公开制定相关规定。如果制定了党内制度，至少必须在党内公开。如果是关于国家领导人，那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当然应该向全国人民公开。腐败的根源来自特权，打破特权必须在被监督前公开。不管这些规定有多好，如果不公开，它们将毫无用处，也没有监督。正在修订的《省部级干部生活条件规定》和正在研究修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条件规定》应在修订完成后公布。正文/记者关庆丰编辑:严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