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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耳边听到:日本最喜欢京都，那里保存着中国唐朝的遗风。
但是，京都经过天灾和战乱，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被烧毁，修理后重新烧毁，直到承平的17世纪才慢慢重建。 由于失去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从17世纪开始，京都营造出了自己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打开17世纪现在的京都旅行手册，京都的名胜古迹有鹿苑寺(金阁寺)、清水寺、祇园、天龙寺、贺茂别雷神社等宗教建筑。 应该说京都是世界上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的“媚雅”城市。
《创造日本》，(荷)伊恩·布鲁姆/着，镍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年3月
但是，旅行者并不关注这些，他们想在古老的建筑物前拍照留念，并告诉自己“日本是中国唐朝的延续”。 与此相似，清末至今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也不打算完美地了解日本，而是想给日本做一点切片，以切片为镜，质问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但是中国人不行吗？
中国人就是这样。 西方人也热衷于切片。 伊恩·布鲁姆的《建造日本》用一系列的截图表现了1853年至1964年日本的现代化。 近现代日本是一个在国际化、欧化趋势下重建的国家，这也正好是欧美史学界对近现代日本的主流看法。
金阁寺
但是，他的引用有时是错误的。 第二章的最后试图引用夏目漱石晚年的佳作《心》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但是错说了“我是猫”。
近代转型:“西化”下隐藏的是什么？
第二章《文明开化》中，布鲁姆提到了1889年的日本帝国宪法，根据具体条文的模糊性，将采访德国的宪法评价为“病子”。
“生病的孩子”的说法不是布鲁姆第一次。 麦克阿瑟改造日本时认为，日本是一个社会成熟度像12岁孩子的国家，身体已经发育，但精神思想还不完全成熟。 所以，德国必须用严厉的刑罚和法律来对待“走错路的大人”，日本必须纠正“犯错的孩子”。 无论是麦克阿瑟、布鲁姆还是普通大众，日本在宪法体系和军事制度上都被认为是以德国为师，而且是各方面都无法模仿的准“德国”。
但是日本真的在学习德国吗？ 德意志帝国本质上是由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等17个国家形成的联邦国家，甚至连“德意志皇帝”的名字都不过是“联邦主席”的异称，陆军的一切权利都归于各个国家，只有战时才归于皇帝统率，甚至俾斯麦， 从这个角度来看，1871年制定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并不能对日本有参考价值。 毕竟，日本没有参与联邦国家问题，军队在非战时不归各藩，也不能让天皇成为日本江户时代各藩的“联邦主席”。
相对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宪法有很多不同点。 例如德国理论上只有一院制的“帝国议会”，但日本是两院制的“贵族院”和“众议院”。 德国国会选举实行成年男性选举，但日本在1925年之前未通过成年男性选举法的德国国会不能提出任何法律议案，只能审理通过他人提出的法案，但日本众议院可以在职权范围内提出法案。 从议会和政府的实际权力方面来看，双方的不同点远远多于相同点。
不仅如此，日本帝国除了1889年宪法之外，还存在着同样于1889年签订的“皇室典范”这一“宪法”。 正如当时的内阁法制局局长井上毅所说，“皇室典范是宪法的上位者”。 《皇室典范》不仅规范了日本皇室的礼仪，还确定了日本皇室的世袭财产(世传御费)和经费来源，日后日本贵族管理制度(华族令)也依托了《皇室典范》。 换言之，国家财产解决权和判决权的一部分不是来自宪法，而是来自皇室典范。
从这个立场来看，日本又和英国极为相似。 英国虽然没有“宪法”这一法律文书，但存在“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议会法”等多种宪法性文书，各自派生出一系列法律，共同构成了英国宪法制度。 也直接借用了英国枢密院，成为日本审查各项法律的最终判决机构。 1927年，枢密院否决了内阁提出的银行救助法案，首相若槻礼次郎愤然辞职。
日本宪法到底是学德国的还是英国的？ 答案是两个都不是。
伊藤博文
宪法起草者伊藤博文说:“宪法只需要日本政治的大纲目”，但宪法条文对日本不重要，“随着国运的发展伸缩自如”是否重要。 在宪法签订过程中，伊藤博文显然没有在宪法中设定“英式”和“德国式”的目标，而是与国内极端保守派、“自由民权”派、军队等各利益集团妥协的手段。 只要能度过现在的难关，伊藤博文就不会重视宪法的具体写法。 毕竟，明治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包括伊藤博文事件者在内的几个“元老”手中，只要“伸缩自如”，就可以自由解释宪法，继续维持国家的稳定。
无论是日本制定了德国式宪法，还是仿照19世纪的伦敦在东京建造了红砖房子的街道，即使京都有很多“唐宋遗风”，这都是融入当时世界的表面化措施，这些东西可能已经在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了 日本核可能必须用汉字书写，用西洋式的概念表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顽固地“做自己”。
大正民主:“民主浪潮”下隐藏的军国主义思想
布鲁姆说，日本人有“棘手的习性”，试图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形成自己的正统性。 比如学习了哥白尼的《日心说》，马上用《地球绕着太阳转》来解释“天照大御神”是如何降临地球的。 只有理解了这个“令人烦恼的习性”，才能明白近代日本为什么突然从“大正民主”走向了军国主义。
“大正民主”是二战结束后，军国主义刚刚消失，学者逐渐抛弃“皇国史观”，回顾历史，日本人突然在“光荣的明治”和“黑暗的昭和”之间，在大正年间( 1912-1926 )加强了民主主义。 其中的领导人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吉野作造。
由于日本当时禁止公开“民主”二字，吉野作引用《孟子》将“democracy”翻译为“民本主义”，继续向国内传授西方民主思想。 但问题是，他自己在1916年的论文《关于宪政本意》中做出了容易被“民本主义”利用的定义。 “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归于人民”。
吉野作造
当然，吉野作造的本意是为“民本”找到理论基础，不让政府通过攻击“民主”来消灭“民本”，这是自保之策。 但是，这里隐藏着极其可怕的命题。 如果人民主张对外扩张，日本高层也必须遵循这一意愿。 如果有人故意煽动舆论，逼迫政府扩张，形势将越来越不可收拾。 事实上，吉野作造本人有相似的矛盾:例如，他支持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惋惜孙中山、吕运亨等革命家，但他认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是《维护日本利益不可缺少的条约》。
换言之，吉野作造是应该定义为“民主思想家”还是“军国主义的急先锋”？
战前的女政治家、奥梅尾、市川房枝2人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从1920年开始，她们组成了妇女权益团体“新妇女协会”，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妇女参政议政，她们的努力促使日本国会于1922年制定了《治安警察法》，允许妇女参加政治集会并拥有演讲权。 但是进入军国主义时代，全国所有政党合并为“大政翼赞会”(战后被取缔为军国主义组织)，人均于1942年加入其下属组织“大日本妇女会”，市川房枝还担任鼓吹“大东亚圣战”的审查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 二战结束后，市川房枝很快在1945年11月组织了“新日本妇女同盟”，奥梅尾在1948年组织了“主妇联合会”，继续主张“女性参政权”。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两人战后都当选为参议院议员，继续享有日本普通人民的选票和无上的声誉，她们也被视为日本女权运动的里程碑。
从“大正民主主义”到“昭和军国”，只关注口号的几个变化，就会感慨“日本陷入军国主义”，但从行动手段来看，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暗杀、极端思想、暴力示威，都属于“昭和”。 这证明了用“民主”和“军国”汉字书写的西式概念本质上只有两个像兔子和狼一样的图腾，日本从明治到昭和，都试图用各种图腾来掩饰“做自己”的实际动作。
日本人的“做自己”到底是什么？
通产经济:隐藏在“民主改革”之下的“统制经济”
1943年11月，在刺骨的寒冷中，毫无稚气的大学生穿着军装准备奔赴战场，东条英机站在代代木练兵场中间宣布“学徒出征”。 1964年8月，在炎热的海风中，在广岛原子弹爆炸日幸存的田径选手坂井义则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亲自点燃了奥运圣火。
东京国立竞技场是由代代木练兵场改造而成的建筑物。 前者象征着日本将全国“臣民”拉入必败战争的绞肉机，而后者象征着日本正式走出“战后”，走向新的未来。 两个场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历史好像在和日本人开玩笑。
但这不是开玩笑。 1945年多被视为历史学家的分水岭，许多人认为美军的改造使日本焕然一新，浴火重生。 但是，在日本迅速发展的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查梅尔·斯·约翰逊在名着《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中指出，日本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成功，是因为二战中“统制经济”的延续，以及战后的民主改革为了“统制经济”，披上了军国主义的外衣
1940年，日本帝国聚集各财阀与公司组成“重要产业统制团体协议会”。 这个简称“重产协”的组织看起来受到军国主义的制约，实际上通过商工省直接影响产业政策，日本帝国政府筹措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资源、人口，“重产协”负责作为工业产品生产，输送到各战场。
二战后，“重产协”改组为“经济团体联合会”，商工省改组为“通商产业省”。 “通产省-经团联”模式去除了“商工省-重产协”模式的军国主义色彩，但核心的“政商合作”路线得以保存，为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奠定了体制基础。 鉴于政商关系的重要性，通产省在1955年以后的日本政府中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 从1956年到1976年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20年间，6位首相都担任过通产大臣(包括原商工大臣)，其中包括被提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 1958年--196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施行者田中角荣( 1960年)
当然，迄今为止，以通产省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 但是，日本依然是单一政党的长期政权，男性地位明显高于女性，政治家和高利益领域(医生、艺人等)的世袭化，法院在刑事案件中几乎全面认同检察和警察的意见(导致三权分立的制约力下降)，农业协会实际上建立了农村的基础政治体系。 这说明日本社会仍然有无形的规则，可以追溯到日本古代社会。
日本思想与社会“原型”
1963年，丸山真男东京大学教授在日本思想史讲座上首次提出，日本社会存在“社会结合形式和政治行动方法的原初形态”的“原型”。 之后的1972年，在论文《历史意识和“古层”中直接将日本社会的“原型”强加给《古事记》、《日本书纪》等神话中描绘的社会形态，将“原型”改名为日本思想“古层”(指最古老的层)。
在日本神话中，日本的神分为“天津神”和“国津神”两个系统，从字面上来说意味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 日本原本由“国津神”的领袖“大国主神”统治，后来“天津神”的领袖“天照大御神”让孙子“降临”，两个系统的神灵经过短暂的交战，大国主神决定“让国”，日本的
“国津神”看到比自己强的“天津神”出现，马上“让国”，但“天津神”依然允许“国津神”生存。 结合人类学的理论，日本距今2-4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这些人身上有绳子纹身，被称为“绳文人”，处于新石器时代。 大约两千年前，东亚大陆再次开始漂洋过海移居日本。 这些“弥生人”已经拥有炼铁的技术，比起绳文人，他们跨越了铜器、青铜器两个文明时代。 如果把“天津神”和“国津神”分别比喻为弥生人和绳文人，双方很可能有短暂的斗争，绳文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技不如人，必须向弥生人屈服。 弥生人杀不了很多绳文人，允许对方继续活下去。 也许正是这些故事一点点积累，才成为了日本的创造神话。
日本神话强调了一种有兴趣的价值观，即无论征服者多么强大，都必须原谅和保护落后的原住民。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历史性改革可能引入了隋唐中国的官制和佛教文化、16世纪葡萄牙的“南蛮文化”、18世纪荷兰的“兰学”、19世纪英国和德国的宪法制度、20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等外部事物。 但是，除此之外，日本社会的“原型”依然存在，任何时代落后的原住民都继续生存，适合他们的文化制度也就那样保留了下来。
换言之，口号对日本人来说不重要，如果能让原住民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就能瞬间完成“菊与刀”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