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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坛有密切的关系。 现代文学的源头追溯到晚清，也发现了日本在中西文学文化交流中的中枢作用。 在日本，以樽本照雄为首的“清末小说研究会”成为晚清小说这一前沿行业研究的重要阵地。 该研究会自1977年成立以来，取得了成功。 其集大成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于2002年引入中国，现已成为研究者的必备书籍。 在研究会发行的期刊上刊登的论文经常是这个方向的前沿研究。 近年来，中日学术界关系密切，这些期刊上经常发表中国学者的论文，囊括了中国最近出版的晚清小说、晚清翻译文学研究的书籍新闻。 该平台还为“中国文学研究走出去”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合作研究模式。
但是，我们必须问的是，为什么中国晚清小说的书是日本人做的？ 在晚清翻译小说研究的重要主题林纾研究中，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樽本照雄《林纾冤案簿》(清末小说研究会，2008年)对百年来学术界关于林纾“误译”的定论提出了质疑。 他列举的证据可以说几乎颠覆了国内对林纾，特别是林译小说研究的看法。 2008年我在日本买了原着，读了一下，惊讶于林纾不是盲目的这个事实。
樽照雄着、李艳译:《林纾冤案簿》、商务印书馆、
年，在福建工程学院林纾研究所首任所长苏新教授和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的斡旋下，我有幸担任了这本书的中文版翻译。 福建工程学院源于1896年林纾、陈宝琛等创办的“苍霞精舍”，中译本年7月林纾生前被授权大量着作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真是有缘。 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讨论，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日本的晚清小说研究。
《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国内目前对日本晚清小说的研究介绍很少，例如范伯群《转型期中国文学史解读疑云——樽本照雄〈清末小说研究集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介绍了樽本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中的一些疑问暴露，“发现 这个看法是共识。
在日本晚清小说研究所取得的各项成果中，《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无疑是最大的( 2009年在日本获得第9届芦北奖)。 前辈阿英着有《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新闻叙述略》、《晚清戏曲小说目》等书籍，尤以《晚清小说史》最为有名。 但是，在阿英时代，资料收集有一定的限制，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也随着资料的新发现而发生了变化。 所以，半个多世纪后的学术界显然需要更新的晚清小说研究书籍目录。 樽氏说:“刘永文编《晚清小说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 这是阿英的《晚清小说目》(编纂，《晚清戏曲小说目》的一部分)发表50年后，中国研究者自己写的真实目录。 特点是经常使用报纸小说。 写了书评。 很遗憾，晚清翻译小说依然是空白色的行业。 ”。 (《清末小说通讯》，2009年7月1日)因此，作为中国学者编制的目录的完整性，日本学者撰写了《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自1988年最初出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以来，经过增补订正，1997年出版了《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之后也进行了不断的订正和增加，出版了十版直到年刊《目录》。
开展文学研究，首先需要其对象行业的书目。 《目录》囊括了晚清至1919年发表的创作作品和翻译作品的主题。 据实，逐一确认这些作品的新闻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但作者克服了许多困难，同时一并分析了中国所忽视的文学运动、包括翻译作品在内的东西。 遗憾的是，这样重要的书目是日本学术界的成果，是日语版。 后来，经晚清小说研究者郭延礼介绍，齐鲁书社于2002年出版了中文版。 “郭延礼先生强调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中国出版具有重要意义，在出版社和我之间牵线搭桥。 这是一本与经济利益无关的出版。 只出版300本就知道了。 ……这确实是通过日中的合作完成的”(《清末小说研究会》biwa.ne.jp/~tarumoto/)
中文版目录共收录19000本书目，第6版目录增加到33029本。 其中，创作24945条、翻译8044条、创作和翻译共计40条。
从左到右:樽本照雄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10版)，清末小说研究会，《清末小说通讯》第1号，1986.4.1； 《清末小说研究》第1号，1977.10.1
《目录》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小说，但编者是日本人。 正如诚编辑所说，“在日本这个目录中，这不是我的工作。 我希望我不断意识到这一点，自己也这样想。 外国人，可以在远离中国的地方，收集整理自己不懂的中文文献吗？ 即使最终完成，能否制作可以采用的小说的列表也没有自信。 中国学者完全可以根据每本实物的记录，制作可靠的小说目录。 虽然清末至民初的小说目录是研究所必需的，但没有人做这项工作。 因为这可以说是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第一次整理。 因为在日本从事这项事业，所以不得不借用第二手资料。” (《新编增订版序》)对于文献研究来说，所依据的“第二手资料”本身可能有错误。 这是正常的事件，由于当时的学术环境所限或由于一些其他原因引起了错误调查，但只有后来者不断订正资料，才能使学术逐渐完整，这是很重要的。 《目录》之所以出现在第10版上，是因为新的发现、新的订正层出不穷，这些新的发现和订正也有可能在今后重新订正。 总之有螺旋型上升的倾向。
《目录》最初在日本印刷了200部。 在今天的汗牛充栋出版市场上，这本印刷数量对学术书来说也很少。 但是，就编者个人而言，还是尽了最大努力。 之所以能够以这么多的份数出版，一方面是因为有文部省的出版经费资助。 《清末小说研究会》年刊《清末小说》发行了约200本，但季刊《清末小说通讯》的数量少至约150本。 这些杂志在日本国内发行，邮寄到世界各国，其网民是该行业的研究者。 樽本先生说:“《清末小说》和《清末小说通讯》这样的杂志，虽然有很长的发行时间(有25年的历史)，但除了专家之外知名度不高，是受价格和发行量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研究者在本国小说的研究中不重视外国人的研究和外国的研究杂志 当然，用外语写研究论文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 这可以理解。 ”。
日本是“外国”，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研究者少，专门的书籍期刊少，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完全没有以清末民初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杂志。 20世纪80年代，发行过类似的期刊，但仅三期就停刊了。 ”。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中国也没有晚清小说的专门杂志了。 《文化遗产》这样稍微权威一点的期刊对比古典文学，《明清小说研究》的“清”大多在清初、清中，《清末民初》所占比例极小。 《文学评论》几乎是现代文学的天下，只有晚清小说的翻译文学研究才能进入《外国文学评论》。 这一现状对晚清小说研究者来说是令人遗憾的。
以前，中国学术界可能受一点主观原因忽视了晚清小说的研究，但近年来加大了研究力度。 同时，新一代研究者长大后，外语能力大幅提高，在网络、自媒体等技术条件的支持下，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晚清是由近代印刷术支撑的杂志时代。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立了小说特辑《新小说》，标志着文艺杂志时代的开始。 此后，以《绣球花小说》为首，小说杂志相继创刊。 在欧美日本翻译小说的刺激下，创作小说的发表数量急剧增加。 经过辛亥革命，直到民国初年，创作小说一直占据着数量上的特征地位。 可以说在文学革命以前，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土壤。 这不仅是欧美日本翻译小说流入中国的时代，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与东京金港堂合作为例，实现基础阶段出版事业国际交流的时代。 在与西欧文化的冲突、对抗和交流中，新旧势力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窥探这个混沌时代存在的小说脉搏矿，有助于清末民初小说的研究，是《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目的。 ”。 (《新编增订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序》)不断更新的《目录》及中文版有望在今后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学术界发挥更大的作用。
清末小说》与清末小说通讯
由于继续出版《清末小说》和《清末小说通讯》，1996年樽本获得第6届芦北奖，1999年在《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获得第9届芦北奖。 这是对为东亚学术文化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研究者的奖励。
《清末小说》于1977年10月1日创刊，至去年10月底发行35年。 期间刊登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提供了晚清小说研究的重要文献。 文学研究有很多研究方法。 语言学、文学批评、文献考证、比较文学都是其中之一，重视文献是日本学术界研究的首要优势。 因此，在《清末小说》等刊物和专著中，多侧重于所采用文献资料的准确性、版本考证。 《清末小说》第一期是刘铁云的研究资料专辑，从第二期开始陆续刊登了曾孟朴、刘半农、吴翊人的资料。 由于学历和财力的限制，该杂志每年只在10月出版。 在创刊之际，得到了很多前辈学者的支持。 樽本说:“今年( 1977年) 3月10日，增田涉在竹内好的葬礼上突然去世。 去年夏天我在为创刊做准备，去过老师家，订过稿。 那个时候，老师对我说:“我来写，支持你们。 ”。 这句话还在耳边回响。 日本现有着名刊物《中国关系论说资料》，按年度、研究行业收录在日本发表的研究论文，由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分册组成。 本刊物是1964年经日本着名学者宇野精一、贝冢茂树、金子二郎、仓石武四郎、野原四郎、吉川幸次郎推荐创刊的。 这样，日本的学术传承就有了“人力”上的资源和“物资”保证。 一位知名学者为了大力发展专业行业的研究，可以单独申请出版号。
清末小说创刊时，“文革”才刚刚结束一年。 1977年樽本参观了北京大学，参观了刚刚竣工的图书馆。 文科第一读书室和书库只有文学单行本，没有收藏文学杂志。 最近创刊的《鲁迅研究》期刊乱放。 英国编《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系列中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补编》还没传到日本，在这个咨询的时候也没有看到。 当时北大图书馆的晚清书籍似乎也不完整(《清末小说》第2号，1978年10月31日)。
关于藏书的问题，樽本谈到了阿英。 那一年，日本报纸刊登了阿英去世的消息(《朝日信息》大阪版晚报，1977年8月26日)。 众所周知，阿英是晚清小说研究的创始人，收藏着大量晚清小说和刊物。 樽很在意阿英藏书的下落。 据此，樽本证明了增田涉旧藏书被收藏在关西大学图书馆，当时整理事业正在进行。 增田涉是鲁迅的弟子，他收藏的晚清相关书籍相当丰富，其中有李伯元《海天鸿雪记》全4册等珍贵书籍。 但是，如果有人来借的话，他会随便取下书架，给别人看。 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都应该是人们共同的财产。 处理学术资料，只有具备公开、共享的意识，才能取得共同的进步。 《目录》目前在网上免费全文公开，网民可以在个人招聘范围内进行转载和复制。
1983年12月1日，《清末小说》第7号出版了中文版。 第二年8日，刊物《清末小说研究》改名为《清末小说》。 《清末小说》创刊十年后，《文革》十年后，樽本参加了在淮安举行的刘四百周年学术纪念会，阐述了他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投资，这是中国研究界发生变化的征兆。 由此，迄今为止古代文学中包含的近代文学得以独立，即重新划分了古代、近代、现代、现代。 出现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评林》、《近代文学史料》等研究期刊。 随着晚清小说期刊的影印出版、研究刊物的发行、近代文学学会的创立，中国晚清小说研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清末小说通讯》季刊于1986年4月1日创刊，最先刊登的是泽本郁马《商业打印馆研究情况》、樽本照雄《刘铁云的初次访日》、严廷亮《晚清小说理论研究论文目录》。 根据该杂志多年发表的论文整理，该行业的日本学者如渡边浩司、神田一三、中村忠行、泽田瑞穗、樽本照雄等名列前茅。 和《目录》一样，随时都有订正信息，为后来者的学习和快速发展提供了路径。
之后，该刊增加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如张纯、汪家融、时萌、刘德隆、刘德平、魏绍昌、严廷亮、刘蕙孙、武禧、刘厚康、夏晓虹、黄菊盛、袁进、李庆国、郭浩帆、于润琦、范伯群 这些学者在日本晚清小说研究期刊上发表论文，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达，更重要的是将“学术”置身事外，获得真正的“交流”价值，同时选题小而感兴趣，这是重视个案研究的体现。 事实上，不仅是晚清小说的研究，明清小说的研究行业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它改变了以往重视“宏大叙事理论”或喜欢用西方文艺理论来解构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坚实的学风。
林纾是胡说八道的译者吗？
清末小说研究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会组织，可以说是樽本的个人研究会，或者笔名。 《清末小说》年刊实际上是樽本个人的杂志，校对、发行、集资、印刷费等由一个人承担。
可见用个人的力量支援研究会，制作刊物是很难的。 樽照雄1948年出生于广岛，后来在大阪外国语大学文学系完成价格科及硕士课程，获得大阪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 他1984年在天津外国语学院留学过10个月。 曾就读于大阪经济大学、神户大学、立命馆大学、同志社大学、冈山大学、奈良女子大学。 出版专业书10余部，编着和论文极其丰富。
为纪念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文学研究家桥本循( 1890—1988年，雅号芦北)，1989年设立了桥本循纪念会，目的是促进东亚学术文化研究。 1991年设置了“芦北奖”。 图片来源:桥本循纪念会网站
樽本等人的学者继承了日本稳健的学风，从以前流传至今，关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五四新文学。 这清楚地出现在后述的《林纾冤案簿》中。 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学研究的基础，对无法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走向的晚清小说不了解，就可能无法对新文学的许多问题做出良好的解释。 林纾的问题等。
《清末小说》第30号( 2007年12月1日)上刊登了樽本的文案。 “连续骂了80年。 几乎所有世界的研究者都批判林纾。 批判林纾把戏剧翻译成小说。 因此，林纾被骂为分不清戏剧和小说的笨蛋。 甚至赞扬林纾对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者也毫无例外地认为林纾把戏剧翻译成了小说。 但是，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因为林纾擅自将戏剧变成小说的事实并不存在。 ”。
这个发现超出了樽本的想象。 这样大规模、长期的林纾冤案，是研究史上罕见的例子。 自2005年《清末小说》第28号刊登林纾研究论文以来，经过多方探索，最终完成了专著《林纾冤案簿》。
林纾研究一直是晚清小说研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问题，其翻译十分丰富，因此相关研究也可谓极其丰富。 包括未发行的单行本作品在内，林纾翻译了200种小说，作品涉及英、美、法、俄罗斯、希腊、德、日本、挪威、西班牙等国，仅此就成为巨大的材料库。 但是，放眼林译小说，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林纾由于不擅长外语，误译、误译、改写的地方很多，甚至连小说和戏剧的主题素材都不懂，这一共同的研究观点。
不仅如此，对林纾本人的评价也常常陷入“介绍晚清时期外国文学的先进人士”、“反对民国时期文学革命的遗老”的印象中，但这种印象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延续到今天。 其中，对两个重要人物的评价不容忽视——郑振铎曾说过:“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完全动摇了。”(《林琴南先生》)。 鲁迅骂它是“法西斯( fascist )”(“我的态度是度量和年龄”)。
林纾，魏易译:《吟边燕语》，商务印书馆，1904年
面对这么长一段时期以来的“冤狱事件”，樽本不慌不忙地“剥茧抽丝”。 他首先从五四时期的林纾批评开始，在《骂林纾之乐》一章中，阐明了林纾最初忽视了“新青年”集团，也就是文学革命派对上他的攻击这一事实。 但是，他不能放弃对教育的期待和爱。 他用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方法，阐述了必须维护古文、固守旧思想的信念。 另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 这被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所拖累，文学革命派不得不制造强大的敌人来说明自己的存在。 通过钱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演双簧。 陈独秀等人对林纾的批评，塑造了用武力恫吓文学革命派的老文人代表林纾形象。 正因为刘半农批评了林译莎士比亚的小说，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林纾才是胡乱翻译的人的形象。 这是开始。 因此，林纾相继将莎士比亚戏剧变为小说、林译易卜生、斯宾塞、塞万提斯等“冤屈”。 与这些“冤案”对比，樽本消耗了巨大的能量，详细跟踪了底本，一一明确。
许多学者的见解相似，日本人也不例外。 例如，池田孝说:“有时将有名的戏剧翻译成小说体，加入多部叙事诗，删除对话，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例如莎士比亚的《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拆迁遗事》、易卜生的《梅罪》(群鬼)等都被翻译成小说，实在是太可惜了。 其错误的来源之一是口译，必须痛感自己不擅长外语，无法翻译好的作品。” (《林琴南先生和曼殊大师——中国文人的先知》)同样是日本人早期写的专业论，今泉润太郎说:“如果在文学史上有一些知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不合逻辑的想法吧。 这种情况在《亨利第四》《雷差得纪》的情况下发展成了将戏剧翻译成完全不同的小说的特技。 ”。 (《林琴南——通过翻译活动和评论活动》)宋云彬着、小田岳夫、吉田岩村合译的《中国文学史》，至今未能追溯宋氏的原作，但由于这本书被翻译成了日本，日本学术界也认为“我国的古老文学家们，在小说和戏剧上存在差异， 我们未必能说。 实藤惠秀是有名的中国文学、中日关系史研究者，他写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日华学会1939年)是研究者的重要资料。 但是，他在与实藤远合着的《中国新文学急速发展战略史》中也阐述了同样的想法。 日本着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说:“但是，这样的事件与其说是口译者的罪过，不如说是与林纾自身作为翻译家的态度有关的问题吧。” (《中国文学史研究》
不胜枚举。 这种中日学术界的“共识”，究竟从何而来，也就是研究者没有举出郑振铎的名字，但看起来仍沿用郑氏的观点。
那么，研究者在提出一个观点时，是否亲自调查了资料呢？ 对“权威”的重视可能影响着学术界的研究做法。 许多有名的学者异口同声，他们的说法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学者最先受到的自然是中国研究者的影响，后来，作为有名学者的他们的观点又影响了后来的人。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当今日本学者的主张是正确的呢？ ——这就是实证，就是新资料的提交。
樽书批评说:“在以往的文案中，林纾把戏剧变成了小说。 那么，是怎么变成小说的呢？ 按理说，研究者应该讨论这个过程吧。 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身体证明了具体的事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验证的事件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使用了最诚实最基础的拷贝对照的做法。 结果一目了然，两者文案相差甚远。 如果所有的研究者都认真比较英语和林译的话，就不会得出林纾把原来的剧变成小说的结论。
那么，林纾翻译使用的底本是什么呢？ 比如林译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为了得到这本书目的消息，樽本消耗了巨大的精力。 简单来说，他亲手跟踪了11种书，用自己的眼睛验证，得到了真正的答案。 这些版本包括: (1) Charles alias (编辑器) herbert
sidney(illustrator ):Scenesfromshakespearefortheyoung，ent.sta.hall，london，1885. (2) Surtestownesend:Storiesend
and new york、1899(3) Mary Macleod:theshakespearestory-book、1902等，都是20世纪初出版的海外书籍。 怎样得到资料？ 花这样的精力去寻找不值得吗？ 因为很可能一无所获，这样的疑问，显然没有给他添麻烦。 结果显示，原件为昆德拉·库奇的小说化书籍《莎士比亚历史故事》( quiler-couch:Historicaltalesfromshakespeare，1899 )。 这明确了郑振铎对林译的批评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无辜的。 这个定论是林译莎士比亚的冤屈。 前述中日学术界的许多讨论沿袭了定论，通过反复加强了对林纾的批判。
增田涉文库、关西大学、藏书约15000册，以西学东渐及鲁迅研究相关资料为中心。 增田先生为了创刊《清末小说》而到访，对委托原稿的樽本先生说:“我会写下来支持你。” 均资图像
关于林译小说的批评，除了上述观点外，还有郑振铎的论文《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1924.11.10 )“被继承”的方法，这是林纾死后发表的评论。 这篇文案被认为是后来林译小说评价的原型。 “他不擅长任何外语，他的翻译书是知道原文的翻译，口译员问他，他根据口译员的话写了中文。 他写得很快，他自己每天工作四个小时，一个小时能翻译一千五百字，很多时候口译员说还没写完，他的译文已经写完了。 他的译文是谬误的，总是不可避免的。 ”在郑振铎一词的影响下，之后的研究中大致出现了两种评价方法。 因为都是以确认林译小说有缺点并进行评价为前提的，所以结果分为正反两部分。 一是林译有缺陷，林译小说不好二是林译有缺陷，但由于对当时中国文学界、广大文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对此，樽本认为，从最初提出这样的评价模式的意义上讲，郑振铎的文案是划时代的论文。
就像林译莎士比亚的问题一样，林纾翻译的易卜生、斯宾塞、塞万提斯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 总之，在比较林译小说进行批评时，没有得到正确的证据，所以批评不成立。 不仅如此，持续时间的长短，参与的研究者的众多，都要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研究晚清时期的小说不仅面临文献调查的困难，而且像林纾这样的翻译小说还涉及到语言间的文化问题。 文学评论的方法有很多种，相对于欧美理论解析式，日本学术界更重视资料和证据的提出。
由此可见，以往对中国林译小说的批判在日本学者眼中成了“冤大头”。 但是，有兴趣的是，樽本自问:“我和林纾有什么关系？ 你在为“法西斯”之林减少平反吗？ ”。 ——这句话让我目瞪口呆。 不是“中国式人情”，只是根据事实调查林纾和林译小说。 樽氏认为，中国学术界100多年来持续“共同认知”，实际上国内学术不严谨，指出了人云亦云的弊端。
晚清小说是中国小说，但其研究却是世界性的。 日本学术界在这个行业取得的成果，对整个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超出了是否是“中国人的研究成果”的讨论范围。 就像日本优秀的鲁迅研究一样，日本学术界在每一点上都很扎实，当每个人所做的都融为一体时，就变成了坚实而丰富的鲁迅研究。 对晚清小说研究行业来说，中国也可以借鉴这种研究方法，事实上，现在的学术发展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对日本学者来说，在日本研究中国的文学可能对资料的掌握不足。 同样，中国学者也缺乏对外部资料的掌握。 比如在研究晚清的翻译小说时，如果想追踪日本的版本，如果想追踪晚清文人在日本的活动情况，在中国的学者也不太可能获得有力的资料。 这需要双方合作。 学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 丰富充实是所有研究者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