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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撰写《胡适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初版)的过程中，我对胡适的末子胡思杜的死进行了调查，拜访了胡适在大陆的亲属和朋友。 《胡适传》出版后，有个朋友对我传中的思杜之死写得很模糊，并且有错误，建议我多花点心思，写实话。 于是我又拜访知情者，整理思杜之死及前后相关事宜，供国内外胡适研究者参考。 引文中模糊的地方附有按比例造句。
胡适与江冬秀所生二男一女，顺序为祖望、素斐、思杜。 杜少时患有肺病，小学时辍学，后来胡适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后来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有回忆和胡适交往的《师门辱教记》等)做家教，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并整理他父亲胡传的遗作 之后，想到杜进入学校读书，但并不是聪明的一代，而是善于交朋友，玩得很开心。 抗战开始后，胡适就任驻美大使，1939年，将长子祖望带到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但仍与母亲一起在国内。 上海成为“孤岛”后，江冬秀曾经带着思杜到上海租界避难，思杜也进入上海的学校读书。 胡适思杜委托朋友竹垚生代为管教。 1940年11月9日，竹垚生写信给美国胡适，说:“小三(胡适在日记中将思杜称为小三)在这里读书，不常入境。 有可能沾染上海青年的恶习。 请哥哥快点观察。”
前排和江冬秀，后排左起长子胡祖望，次子胡思杜
在美国朋友施塔尔拍摄的视频中，胡适见思杜走了“微微摇头倾听的神气”，马上写信给江冬秀，警告说:“希望你经常观察，注意他，不要穿成这样。”
这一年( 1940 ) 3月21日，胡适在致思杜的信中，请昆明西南联大读思杜:“你应该明白。 学习社会科学的人，应该去内地看看人民的生活实际情况。 你20年没离开过家庭了，是你最不幸的一部分。 你今年二十岁了(十八岁半)。 你应该决心远离妈妈，享受独立自治的生活。 ”。
对此胡适有点着急，害怕会出现思杜在他(胡适)那年( 1909-191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时的荒唐情况，1941年5月，让思杜去美国学习。 1948年夏天，胡适托朋友将思杜从美送回北平。
关于思杜的详细情况，思杜的远房表哥胡恒立(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1988年8月去世)在1986年8月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思杜平时是个不好看书的人，他喜欢交朋友，喜欢玩。 我们在北京的十几个表哥中，他最幽默，能说俏皮话，有时工作也很滑稽。 我们作为胡适的远亲移居北京(当时叫北平)谋生，所以在生活上也自然得到胡适的呵护。 其中我的几个兄妹能读大学在大学工作，还是因为胡适的影响。 思杜很圆，一说话就笑，我们兄弟姐妹聚会的时候，只要他在，气氛就活跃起来。 他花钱大方，交朋友也大方。 生活中是个乐天派。 他后来自杀身亡，但完全不得已，精神完全崩溃。
思杜从美国回到北平，为什么没有跟随胡适南下，胡适的学生、秘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曾任历史系主任)于1986年8月告诉我:
我是胡适的学生(邓广铭是30年代胡适擅长的从事史学的三大弟子之一，另一位是吴晗、罗尔纲。 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8月、1992年4月、1992年7月，三次和我和他谈胡适的交往，笔者受益匪浅。 吴晗1949年后没有写过批评胡适的文案，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讶)，日本投降后，北京大学从昆明西南联大分离，回到北平，傅斯年代替校长，成为校长办公室秘书、历史系副教授。 胡适从美国回来当校长的时候，我还为校长办公室秘书，协助他工作。 1948年夏天，思杜从美国回到北平后，他在美国学习历史，因为是胡适的儿子，很多人看重胡适的面子，向思杜介绍工作，或者请思杜教大学。 其中山东大学的历史系最积极。 这件事被胡适拒绝了。 他知道这是朋友们很看重他的面子，他害怕今后会毁了这份友好的爱情，不得不说杜学业不行，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 当然，朋友们也知道胡适。 这是害怕思杜不成器，有伤害他胡适个体的名声。 之后，胡适同意让思杜到北平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北平被共产党军队包围，12月14日，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来迎接胡适等文化名流。 来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机会。 胡适与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起南下，被陈拒绝。 他又给清华研究院教授陈寅恪打了电话，但不知道陈的下落。 胡适为此着急，我劝他不要着急，说他知道陈寅恪在哪里。 陈寅恪经常去那里，因为他哥哥的媳妇家(陈衡恪1923年去世后留在北京的家人)。 最后发现陈寅恪，于是陈和胡适一起飞向南京( 15日)。 当时，思杜不想和胡适南一起飞。 他刚从美国回到北平，不熟悉国内这几年的情况。 他说。 我没有做对共产党有害的事。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结果胡适夫妇离开了他。
傅作义是胡适离开北平，儿子思杜留下的。 胡适日记的手印
关于胡适在傅作义将军的帮助下离开北平一事，我在《胡适传》中已经做了确定的说明。 思杜离开后的情况，江泽涵夫妇(江泽涵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表弟，曾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胡适离开北平时，江泽涵在瑞士做访问学者) 1986年8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回忆到我。
胡适和冬秀离开北京的时候，思杜主张留下，所以冬秀不太容易，不想丢下他，但是没有其他办法，让思杜留下多件细软的金银首饰，说让思杜结婚的时候用。 共产党的军队进城后，思杜被派往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改造。 去学习之前，他把冬秀留给他的行李箱细软的东西和金银首饰之类的放在我们这里。 他说学习、改造结束后，他来拿这个行李箱的东西，把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 他今后不需要用这些东西。 然后他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思杜在华北革命大学的学习改造结束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该校后来迁到四川，改名为西南交通大学)“马列部”教授历史。 后来，他也经常来我们这里，那时他积极地说，要和他父亲划清界限，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组织。 他留给母亲的，是向共产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 他还写了批评父亲的文案。
胡适飞到南京后，马上被蒋介石派遣到美国作为非正式的民间外交使者，请求美国援助。 胡适到达美国后不久，香港共产党控制的左派报纸立即刊登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信》(刊登于北京《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 。 对此，胡适于1950年1月9日写下了“共产党统治下绝对没有自由”，即“赵所谓的‘陈垣给胡适发的公开信’”。 根据考证的做法，认定这封信不是来自陈垣之手，是有人代写的，或者陈垣有这样的信，但是是官方加工的。 同年9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第2版于9月22日刊登了路透社港电。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今天在左翼的《大公报》中指责父亲“反动分子，其罪行与早美帝有关”。 胡思杜刻在北平，他宣布与父亲断绝关系。 因为胡适是“人民的敌人”。
1948年12月14日胡适离开北大，在南飞前准备了汤力彤、郑天挺的信。
这一消息传出后，胡适的学生、台湾大学校长胡斯于9月28日致信《中央日报》，就他所知的思杜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表声明。 因为胡适这个时候在美国。 傅全信刊登在9月29日的《中央日报》上。 他说杜少年经常生病，不能学业，还是个天生醇厚的人。 1948年夏天被在美朋友放弃回国。 最后，傅斯年在信中表示:“共产党对于不制作他们的工具，乃至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人士，一定会尽中伤之力，《大公报》的这篇文章只是一个例子。 陈垣、胡思杜等注定极其悲惨。 因为出不来，所以别人替他写文章，我们也没必要怪他！ ”。
当时胡适对这件事的态度难以启齿，他对记者说:“我们早就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自由。 我知道现在我们连沉默的自由都不在那里。 ”。 这就是“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胡思杜的文案刊登在香港，转载在大陆的《中国青年》等刊物上。 这是胡思杜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改造时写的。 这个文案真的是出自思杜之手吗，或者都是思杜的话，我不知道，但其中有相当困扰胡适的段落。 当然，他从没想过。
今天，我接受了革命的教育，我不再害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认识到了它，推倒了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天平衡量了他对人民的作用。 从阶级分析中，我确定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在政治上他没有什么进步。 1930年成为北大文学院长后，更积极地参加了匪帮的巩固，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爪牙。 这次出走，在美国举行了第三党活动，负责为美国国务院维持中国留学生的钱(培养许多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试图培养忠于美帝的信徒)。 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太卑鄙了。
这篇文章和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文案有些不同。 因为这部《父亲——对胡适的批判》在当时国内外都很有影响力，思杜也受到了共产党的官方表彰，所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他可以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育研究部”教授历史。
写《胡适传》时，关于思杜的情况，我首先根据胡恒立、邓广铭、江泽涵夫妇提供的资料。 其实，最了解思杜的胡思孟(思杜远房表哥)曾于1986年7月、1987年7月两次到北京拜访过他，但直到1990年9月中旬才在北京初次见面。
胡思孟在思杜父母离开北平后，接触了最多的亲属。 思杜于1957年9月21日将被“右派”分子殴打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写给他，参与胡思孟到唐山铁道学院解决思杜的后事。 胡思孟让我想起思杜的往事时，还很伤心。 视杜就像亲兄弟一样。 胡思孟目前患有心脏病、白内障、听力下降等疾病，他的回忆断断续续，我将其串联起来作为段子，并按词:
我在上海的时候，他(思杜)没去学校，请了家教(这个时候家教不是罗尔纲，罗到北平的时候，做了思杜的家教)。 我比思杜大几岁，14岁的时候去上海当学徒三年了。 到北平的时候，我在找叔叔(胡恒立的父亲)。 他把我介绍给天津私人开设的印刷局当学徒。 “七七”事件后，我在北平的铁路工作。 我没有文化，小学还没毕业。 他(思杜)的母亲在北平、上海的时候对我很好。 我从小没有父母，在上海当学徒时，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当校长。 他想让我读书，所以我读不下去。
1948年，胡适、冬秀去南京，让思杜去，他没去，思想进步。 共产党进入北平后，他和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一起学习、改造。 之后唐山铁道学院就去他。 他在唐山当讲师，教历史。
1957年秋，思杜被“右派”殴打，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他受不了，上吊自杀。 自杀的原因是，他事先告诉他的同事，他是共产党员，是一个系的。 他死前，给我留了遗书。 写完后，压住他的枕头底下，等他公司的人发现后，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去唐山。 收到电报哭了。 我到唐山后，他死了被关进棺材。 我们在郊外挖了个洞，埋了他，立了一张小树牌。 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在哪里(现在也找不到墓地)。
我要读完遗书带回去，但他单位的人拒绝了，留下来，只给我抄了一份。 我到唐山后，他组织的人跟我说他怕罪上吊自杀了。 遗嘱草案现在不太记得了，基本文案还记得。 现在我没有亲人。 只有你。 你来了之后我一定不见了。 找我的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点情况。 你是我最亲近的人。 我现在已经死了。 请不要悲伤。 你吃苦耐劳，我剩下的600元(现金)，公债200多元，如果你的孩子能上学，就供给他们上大学。 手表也留给你做纪念。 我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希望你们的孩子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做点工作。 其实还有江泽涵、胡恒立等亲人。 他害怕把他们牵扯进来。 因为胡恒立兄弟是共产党员。 我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不怕牵连。
我到唐山后，看了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评他的，也有批评胡适的。 我把他的书和衣服放在摩托车上放回北京。 其中《月刊》有一个大箱子和几个外语文件。 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所以放了他的出版物，我把大部分当做废品卖了，卖了几十元。 因为我有六个孩子，所以没有一个上大学的。 他们也不读思杜的书。 衣服没有好衣服，没有旧毛皮上衣，也没有呢子衣服。 他也很辛苦朴素，钱不多，平时帮助我，让我的孩子上学。 思杜也没有对象(她)，找不到对象，介绍女性后，女性听说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都讨厌女性。 如果有对方的话，他可能不会死。
我在铁路局印刷厂(当印刷工)，因为思杜的关系，在“文革”的时候被打倒(当黑帮分子)，把我逼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就把我赶出北京，护送到宝鸡修铁路，“文革”的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抄家，我害怕，烧掉了思杜的大部分书。 有些外文书刊我也不擅长，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名的名字，全部撕下来烧掉，现在只有十几本外文书刊。
他写给我的遗书，《文革》的时候，我也害怕，所以把它撕了，只留下一点，颜振吾拿去了。 1987年交给胡适故乡实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颜将此残稿呈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耿云志，耿抄写十数字和日期。 “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做点工作”“五十一元也留给你们”“九月二十一日”。 1990年9月下旬，我采访了耿云志先生。 然后，估计思杜自杀的日期是9月21日以后，也就是写遗书之后。 但是具体日期还不确定)。
其中思杜自杀的原因，胡恒立1986年8月对我说:
思杜提出批评他父亲的副本后，想争取入党，但他交出了财产(指江冬秀留给他的东西)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到唐山后，他积极主动，努力工作，觉得父亲有罪，他在为父亲赎罪。 在反“右”之前，共产党从上到下让群众向领导人提出意见，就是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思杜不知道这是政治运动的预示，他想入党，所以积极主动地向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出了教育改革的相关建议，但很快学院领导就把他当作“右派”分子，向共产党攻击，举起他父亲胡适，一齐批评。 批，斗大会开了好几次，但他精神崩溃，最后绝望自杀了。
考虑到杜自杀的事，报纸没有报道。 国外的胡适、江冬秀、胡祖望等很久都不知道这件事了。 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美国纽约预先拟定的遗嘱中有(七条遗嘱的第六条)。 “去世后，如果还有遗产，就留给夫人江冬秀，如果江先生先去世，就留给二儿子胡祖望、胡思杜，如果只剩下两个人，就留给其子。 两个人都死了，就留给孙子。 ”
胡适立遗嘱是因为心脏病发作，他在台北病逝直到1962年。 立遗嘱时，思杜还没有自杀，但他们父子失去了联系。 之后，思杜自杀的事逐渐传到国外，胡适、祖望隐约听说，但未能证明消息是否准确。 江泽涵夫妇于1986年8月告诉我:
祖望在《文革》后期，从1974年到1975年左右，从美国给我写信。 我们作为叔叔、婶婶，长期与他失去联系。 他的信的复印件是首先了解我们的近况，问问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 他可能在国外听到了思杜自杀的消息。 因为在胡适遗嘱里提到了他们兄弟俩分遗产，他想证明思杜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 当时我们一家人因为和胡适的关系，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回复祖宗，但害怕再次因为“海外关系”、“胡适关系”引发灾难，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学校的领导，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但最终还是 我们也不能随便写信回答祖先的希望。 一九七六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与祖望恢复了联系。
思杜的死，是他作为个人的悲剧的结束。 作为胡适的家庭悲剧《巢之下，安有完蛋》？ 而“反右”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不正是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悲剧吗？
2胡适在纽约华侨日报刊登了《胡适被自己的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的爪牙和人民公敌》的报道，贴在日记上。
之后，胡适在给徐大春(徐新六之子，思杜在美国读书时的朋友)的信中说，思杜的“学习总结”是他自己写的。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只告诉过他没有沉默的自由，没有责怪过他。 说实话，他这个副本不错，比裴文、冯友兰所有人的自白都好得多”。
1951年12月30日，胡适在另一封寄给徐大春的信中，特别是作为父亲、朋友的老师，提出了对大陆批评表达的看法。
我因此想起了思杜的自白一文，确实对我很多朋友的学生有功绩！ 他为他们铺平了生活的道路。 我在《纽约时报》上说的“没有沉默的自由”这句话，正是传播思想的“生存之道”。 我担心铁幕里的朋友们不会看到我说的这句话。 现在有个句子叫朱光潜。 我的“名言”——“共产党之下没有沉默的自由”——我的朋友们可以大胆地走这条“生路”。
胡适的弟子门生和朋友为了在新体制下生活，必须发出批判胡适的声音。 此后，大陆胡适的朋友学生被发动，对胡适的批评文案层出不穷，胡适在美国经常通过香港辗转阅读。 精明的胡适从同人的《批胡》文案中读不出真相、谎言或个人恩怨的流程。
对此，胡适在1952年1月16日给徐大春的信中进一步强调。
我说思杜的自白为多个朋友开辟了“生路”。 这是: (1)我儿子还说我是他的敌人。 我朋友的学生也可以这样做，至少可以减少心理上的不安。 我对思杜的自白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意味着我能理解思杜。 同样的事情，我当然也能理解。 朱光潜在在这篇文章中说，没有我为了思考杜氏的自白而说的“沉默的自由”一词。 不管朱君能不能见我，这句话的发表至少能给我朋友的学生安慰。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1957年的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大胆的疑问:如果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么样？
作为胡适思想家和哲人，他深厚的智慧和先知给了我们内在的紧张，在1957年毛泽东未表明个人对鲁迅的意见之前，胡适已经为他着想。
1955年10月23日，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特别引用了胡风的信和鲁迅1935年9月给胡风的信。 他最后的结论是:
如果鲁迅还活着，就应该被清算！
1956年4月1日，胡适在给雷震的信中说:
如果在台北发现“鲁迅书信”，可以看到鲁迅给胡风的4封信( 1935年9月12日，第946—948页)。 如果鲁迅不死，也可以砍头。
胡适所说的鲁迅给胡风的四封信，特别是1935年9月12日的信，收录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212页中，第一是讲述对“工头”和“元帅”的不满。 正如法国现代思想家亨利·拉里所说，反抗者成群结队，很快就成了新集团的屈从。 逃亡才是个人最后的出口。
大陆对胡适的客观认知是在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 那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初期。 有了客观的认知，才是之后切合事实的研究起点。
我参加1999年9月在安徽大学举办的“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时，看到国外著名的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周策纵从美国寄来了他的手书。 他说:
50年代中期胡老师对我说:“鲁迅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屈服于外力。 鲁迅是我们的人”。 今天的话还在耳边，就像昨天一样。
2001年1月1日，李慎之在他的《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一文中追记了周策纵的手写。 然后，他在论文中发表了胡乔木1982年对他说的话“如果有鲁迅，难免不是右派”。
关于胡思杜留下的十多本书，1988年左右，胡思孟已经不能留下了。 他向来访的程法德(住在浙江杭州，为胡适亲戚，现已死)、胡志明(住在北京，为胡适同宗)展示，程胡两一共选了三本拿去。 剩下的十多本我自己带去了南京大学，然后转到了河南大学。 多次搬家后，几本书丢失了，现存的6本英语精装大开本，是我自己的书房，和胡适的全集在一起。 这是胡思杜留下的最后遗物。
文章:沈卫威(省略注释，括号内的按语是作者添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