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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晶，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毕业于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输给英国，在爱丁堡大学修读国际和欧洲政治。 从事国内外交人文类杂志多年，现在住在耶路撒冷，从事企业品牌咨询和珠宝设计等事业。 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886年10月16日，戴维·本·古里安出生于俄属波兰小镇普朗克富裕的犹太家庭。 据说在1881年，这个城市的7824名居民中有4500名犹太人，大部分是贫困的商人和工匠。
1865年，这个城市的主要知识分子成立了“学问与犹太教教义之友协会”。 该组织主张“我们致力于将犹太教教义和学问结合起来，弘扬我们神圣的语言和希伯来文学”。 戴维的祖父兹维亚·阿里·格鲁是这个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他高大、虔诚，在当地学校教书，而且是当地有名的富商。 自家藏书非常丰富，有斯宾塞、柏拉图、康德等着作众多，同时也通晓希伯来语、德语、波兰语、俄语。
每当年轻的本·古里安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会把工作放在手边，把孩子放在膝盖上，耐心地教他读希伯来语。
本·古里安的父亲阿维德·格朗高大，风格优雅，他是城里第一个脱掉以前流传下来的犹太长袍，换上黑色燕尾服的人。 阿比德自认是父亲精神上的继承人，和父亲一样狂热地研究希伯来语。 1884年“锡安热恋者”运动组织成立时，他成为了第一个追随者，他的家也成为了普朗克协会的活动和会议中心。
本·古里安一出生就病了，他的头很大，有点不成比例。 阿维多带他去隔壁小镇看医生，那个人摸摸孩子的头，向阿维多保证，他的儿子会成为伟人。 本·古里安的母亲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成为一位通晓犹太经典的大拉比。
艾比喜欢让孩子坐在床上坐在自己身边，教他整晚学习地理和历史。
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本·古里安在11岁的时候，听说了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狂热追随者，决心有一天要回到犹太人的家乡建立自己的家园。 “正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以色列土地的恋慕之心……以及对希伯来语的爱。”
本·古里安14岁的时候，和朋友们一起组成了“以斯拉协会”，推进了希伯来语的采用。 成员之间只用希伯来语互相对话。 此外，他们成功招募了150个孩子教希伯来语。 这些孩子大多是住在贫民区的孤儿和学徒，不到半年，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就能用希伯来语笨拙地交流了。
阿比德关心过本·古里安的将来，曾写信给赫兹，请求指导。
犹太领袖、我们民族的代言人、列王的代表哈茨威尔博士:
我决定让你发出我的声音。 虽然我只是千万以色列人中的年轻人，但我感谢上帝给了我一个很棒的儿子。 他在学术上异常勤奋，虽然只有15岁，但风光正茂，充满经纶。 除母语希伯来语外，还精通波兰语和数学。 他的灵魂渴望学习，但所有学校都关闭他因为他是犹太人。 我决定把他送到国外去学习科学知识。 很多人建议把他送到维也纳，说那里是犹太人的学术中心，有拉比学院。 我决定把我的叙述放在我主面前，他表扬了我的儿子，我也能得到我主的建议和远见带来的福利。 因为，除了我的主，还有谁能告诉我呢？ 我没能教育我的儿子。 他是我最喜欢的人。
阿维德·格鲁翁
1901年11月1日普朗克
这封信没有收到答复，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把这件事通知本·古里安。 但是，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阿比德对儿子深深的期待和内心。
17岁时，本·古里安阅读了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兴主义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道。 哈茨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他的“乌干达计划”，主张在非洲建设犹太国作为受苦受难的犹太人的暂时避难地。 大卫对这个方案感到失望，和朋友一致认为:“在以色列地定居是反对乌干达主义的最有效方法。”
之后，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在以色列定居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其他一切都是自我欺骗，空谈，是徒劳的。”
为了准备去巴勒斯坦，本·古里安决定去华沙学习技术。 当时的巴勒斯坦需要很多建筑工人，所以一拿到工程学位就出发了。 但是到了华沙后，他的计划接二连三地陷入僵局。 沙皇政府严格限制犹太人进入俄罗斯高中，因此只上过犹太慈善家福堡创立的面向犹太青年的技术学校。 为了准备入学考试，他开始自学俄语、物理和数学。 但是，根据1904年招生新规，该校只招收高中毕业生，他的梦想又破灭了。 此时西奥多·哈特的死进一步打击了这个17岁年轻人的信仰。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沮丧地写道:“一想起犹太复国主义和我们民族的未来，我的心总是笼罩在悲伤和痛苦之中。”
1905年俄罗斯革命爆发，身处波兰的本·古里安目睹了席卷波兰的一系列社会运动。 他看到了罢工者、游行者、呼吁自由和正义的演说家，看到了向群众开枪的俄罗斯士兵和警察。 所有这些都给了这个青年很大的冲击。 之后，与“反犹太复兴主义的犹太社会党”进行争论的中本古里安，以他决定的政治野心和精彩的演说在普朗克犹太人群里出类拔萃。 1905年夏天，他成为新成立的犹太工人运动组织“锡安工人党”的活跃成员。
工人党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俄罗斯社会主义的综合产物。 它以犹太复国主义为犹太目标，以社会主义为犹太国家出现的公正社会的理想。 本·古里安在普朗克成立了锡安工人党支部。 他还组织了这个城市的裁缝和制丝工人，开始了改善工作环境的第一次罢工。
由于能力突出，锡安工人党总部将派本·古里安到附近各省执行任务。 在此期间，本·古里安相继被捕，许多人担心他会被冠以“危险的革命家”而被绞死，幸运的是在父亲的帮助下被释放。
1906年夏末，20岁的本·古里安和普朗克的朋友一起坐旧俄罗斯轮船去了巴勒斯坦。 海上旅程极其漫长，在晨雾中看到巴勒斯坦海岸时，“穿过朝霞，我们的船渐渐靠近雅法海岸……清风拂过脸颊，鸟鸣婉转——这是旅途中第一次听到鸟鸣。 我默默地站起来，凝视着雅法，心里怦怦直跳。 我们终于到了”
此时的巴勒斯坦不过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荒凉的行省。 生存环境极差，本·古里安回忆说:“这里能多次取得成功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意志坚强的人，另一个是体格强健、适应艰苦劳动的人。”
1910年中期，本·古里安接到伊茨瓦利的通知，调到耶路撒冷担任锡安工人党官方刊物《团结》杂志的。 24岁的本·古里安正式开始投身公共事务。
出版杂志第二期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在自己的复制品上写下了新的希伯来语名字——本·古里安。 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反抗罗马统治者的犹太起义军领袖尤瑟夫·本·古里安。 在这期间，本·古里安及其同事们热烈讨论了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国家”的未来等问题。 几年后，本·古里安把他的这段经历称为“政治见习期”。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斯曼土耳其参加了德国方面的作战，开始对犹太人采取最严格的限制措施:没收武器，加重税收，驱逐巴勒斯坦犹太外国公民，本·古里安因与犹太复国运动关联而受到审判，团结杂志。
1917年11月2日，英国发表《贝尔福特宣言》，支持犹太复兴主义，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 那时，在美国进行写作、演讲、募捐活动的本·古里安对这个宣言的发表非常冷静。 “英国没有把巴勒斯坦还给我们。 即使英国征服了整个巴勒斯坦，也不能因为英国的同意或其他国家的同意而成为我们的。 英国长得很漂亮，承认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承认我们有建立国家的权利。 但是只有希伯来人才能把这个权利变成可见的事实。 希伯来人要凭借自己的体力、心灵、实力和资金，建设自己的民族家园，实现民族振兴。 ”。
宣言发表后，英军组织了犹太军队。 1918年，本·古里安加入军团，跟随英军返回巴勒斯坦。 1921年夏天，本·古里安被选为犹太工会的书记，对知识非常渴求。 他在1922年3月20日的日记中说:“我的书有德语219本、英语240本、阿拉伯语13本、法语29本、希伯来语140本、拉丁语7本、希腊语2本、俄语7本。 他不喜欢交际，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和研究上。
经过12年的磨练，本·古里安的知识和视野不断开阔，逐渐成长为民族领导人。 1935年，海姆·魏茨曼博士再次当选世界犹太复兴主义组织主席，本·古里安当选执委会主席和犹太代理执委会主席，成为世界犹太复兴主义运动的正确领袖。
1937年，英国为了应对巴勒斯坦问题，派遣皮尔调查团访问巴勒斯坦，首次提出分治想法。 也就是说，在巴勒斯坦设立了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 当时，包括本·古里安最信任的挚友伯恩·卡茨·纳尔逊在内的许多人反对分割统治，但本·古里安立即支持分割统治的想法，他在给沙里特的信中表示:“犹太复兴主义不是走在牢固的绳索上，而是走在头发线上。 反对分割统治的人住在傻瓜的天堂里。 ”之后，正如梅尔夫人对本·古里安的评价一样，“他有着惊人的政治直觉”，意识到了当时“国家”一词所包含的重要意义，但他的同事直到纳粹大屠杀几十年后才承认他当初的远见。
1939年5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的白皮书。 在十年内根据保证“少数民族权利”的宪法和州县制度建立巴勒斯坦国。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的活动全部停止，除了全境的5%外，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在今后5年内将被限制在7万5千人以内，之后将永远停止……除非经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默许。
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应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英国对犹太主义的压迫，本·古里安提出了展示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角度的著名政策。 “我们必须帮助英国与希特勒战斗，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与白皮书战斗。 就好像希特勒不在一样”。
随着战争的进行，本·古里安逐渐意识到这场战争最终会建立新秩序。 对犹太人来说，世界重建必然会导致犹太国家的建立。 战争结束后，英国失去了昔日大国的地位。 因为这个原因，犹太人不得不寻找新的保护伞。 他相信自由世界的权力中心不久将从伦敦转移到华盛顿，美国将成为战后世界的领导者。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美国开展深入广泛的推广运动。 另外，由于欧洲的犹太社区被纳粹破坏了，美国的犹太社区将成为世界犹太人最主要的中心，他们将成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有利后盾。
1941年11月21日，本·古里安抵达美国，1942年5月，本·古里安向聚集在纽约维亚托莫尔酒店的603名代表宣布了政治方案。 “战争胜利后(1)，巴勒斯坦的大门必须向许多犹太移民开放。 (2)犹太代理人必须被赋予管理向巴勒斯坦移民和购买赎金的荒地的权利。 这包括无人占有和开发无人耕作土地的权利(3)必须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使之成为民主主义新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他的政治方案得到了美国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支持。 这一瞬间也预示着本·古里安时代真正的开始。
1944年8月15日晚，本·古里安从睡梦中被叫醒，这一天伯恩·卡茨·纳尔逊突然中风在耶路撒冷去世。 是当时工人党内第一个提出建立国家紧急要求的人，是本·古里安最亲密的伙伴。 梅亚夫人后来在自传中说:“本·古里安当晚在海法，但他听到这个消息，谁也不敢和他说话。 他彻夜躺在床上发抖，哭了。 他失去了唯一的同事。 这个身体的意见是他真的很重视。 他可能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 直到本·古里安去世的那天，他也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伯尔尼的照片。
伯恩的死对本·古里安打击很大，再也没有人能通过他将来的决定阻止他的鲁莽和冲动了。
1947年11月29日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第二次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第181号决议——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这两个国家，耶路撒冷市由联合国特别管理。 当天，在纽约、巴勒斯坦和所有犹太人的凝聚区举行了庆祝会，人们彻夜狂欢直到天亮。
面对欢庆的群众，本·古里安在这个夜晚陷入了更深的担忧。 “那天晚上，人们在街上跳舞，但我不能跳。 我知道我们面临着战争。 在战争中，我们会失去最优秀的青年。 ”。 在大部分犹太人担心巴勒斯坦国内阿拉伯人暴动的时候，本·古里安预感到了阿拉伯邻国正规部队的攻击更大的威胁。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在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炎热拥挤的会议室，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 他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总理，并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成为正式总理兼国防部长。 遗憾的是，建国不到一天，以色列在周边遭到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的联合武装攻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本·古里安的担忧终于成为现实。
以色列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本·古里安在联合国主导的停火期间，全力购买武器，招募新兵。 战争重新开始时，以色列一举掌握主动权，在10天的战斗中夺走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本·古里安的领导下，新生国家决定在内忧外患建国初期逐渐统一军队，广泛吸纳和安置移民，与西德政府协商赔偿方案，并采取与西方相近的外交路线。 1949年至1950年，本·古里安主导了“魔毯行动”和“以色列卜拉希米行动”，约20万犹太人从也门和伊拉克分割回到以色列。 这两个行动至今仍被视为移民神话。 建国初期的4年间，以色列的人口翻了一番。
多年的繁重工作使本·古里安过劳，为了休息身体，为了让新移民住在沙漠，弥补社会差距，本·古里安于1953年末辞去了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务，于1954年定居在内格布沙漠地区的萨迪博拉·吉布斯，摩西·谢里夫成为以色列总理， 经常川流不息地访问和写信，一夜之间成为以色列最有名的地方之一。 在基布，本·古里安放了半天羊，学习和写作了半天。 虽然住在基布，但他仍然是以色列真正的决定者，1955年再次当选为总理。
1956年夏天，本·古里安做出重要决定:用新保护伞代替西方旧保护伞，他耗费大量时间与顾问们讨论，最终确定以色列必须拥有核选择。 他深信，以色列对阿拉伯语的怨恨太深，两者的冲突已经无法处理，长期来看，以色列的军事特点难以维持，以色列最终的安全很可能依靠核威慑提供的生存保障。
这一年，拥有核武器的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三个国家。 许多高级部长持反对意见:有些人担心经济破产，有些人担心外交破产，另一些人担心军事破产。 有人警告与法国的新合同将失效，也有人小心美国的愤怒和苏联的制裁。 其他人声称，这整个想法都是白日梦。 贫穷，没有只有部分产业实现工业化的弹丸小国，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承担许多大国从未尝试过的科学技术的壮举。
1962年，本·古里安在加利利海畔的寓所召开了安全讨论会:以色列应该拥有核能力，但必须表现为不具有核能力。 这样的方式不会刺激阿拉伯人，也不会加速中东的核化。 以色列没有采取鲁莽或不道德的安全措施。 此后的历史表明，在所有与核武器相关的事件中，以色列的谨慎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和北约。
无论何时，内盖夫核研究中心的蒂莫纳工程师们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让犹太人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色列作为一个人口250万的弹丸小国，最终拥有德国、意大利、日本所没有的核能力。 以色列国土报的资深记者阿里·沙维特认为:“迪莫纳给以色列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相对安全，也给中东带来了46年的相对稳定。”
在本·古里安政权后期，由于德国的政策、独断的行动风格和对政敌的压迫，长期追随他的人和钦佩他的人渐渐疏远，他和他昔日亲密的同事梅耶夫人、伊泽·哈雷尔等人的矛盾加深。
本·古里安私下询问过当时的经济部长佩雷茨·纳夫塔利。 “纳夫塔利，告诉我党主持会议的时候不民主吗？”
佩列茨纳夫塔利说:“不，我不是这么说的。 不如说，党决定尽量以民主的方式，根据你想要的方针进行投票。 ”。
但是，梅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真正奇怪的东西是，即使理论上他非常错误，但在实践中他总是被解释为正确的。”
晚年的本·古里安变成了“温和”的老人，和过去的政敌一一握手试图治愈撕裂的伤口。
1970年本·古里安退出政界。 1973年12月1日，“十月战争”战火平息后不久，87岁的本·古里安因脑溢血和中风去世，妻子葬在萨德博克的墓旁。 根据他的遗嘱，他的葬礼不设悼词，只有默哀。 本·古里安是一位被尊为“国父”的罕见的政治领袖，正如他的挚友伯恩所说，本·古里安是“历史送给以色列民族的伟大礼物”。
参考资料:
1、(以色列)迈克尔·巴尔祖赫，《现代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以色列)戈尔达·梅耶，《梅耶夫人自传》，本出版社，1986年。
、(英)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兴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4、(以色列)艾丽莎·维特，《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伤》，中信出版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