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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三左手的食指上戴着深褐色的琥珀戒指。 那是朋友送给他的“驱魔”。
从今年8月开始，52岁的范三成为沈阳的葬礼师。 他的日常工作是为死者洁身自好，穿着寿衣放在纸棺里，送到殡仪馆火化。 此外，还为家人提供出殡、净宅等“龙”葬礼服务。
范三头高，身材中等，戴着黄色偏光眼镜。
迄今为止，范三还有一个身份。 是重刑刑罚的释放者。 在年最后一次出狱前，他被监禁了5次，度过了共计23年的人生。
年轻时以杀戮生活的男人，现在经常说“服务，让家人满意”。
范三所在的是一家叫做“妈妈送你去天堂”的葬礼连锁店，沈阳共有三家。 和范三一样，在这里工作的十几名员工有15年以上的服刑经验。
这些打着“中国第一个重刑释放者创业基地”招牌的店，得到法学界一些学者的专家支持和鼓励，被认为是重刑释放者出狱后的就业探索实验。
在人类最后的时刻，“范三们”给了死者体面和尊重。 这是大多数普通人不想参与的特殊领域，但他们有生存之道。
有人在这里得到平静的生活，也有人将其视为人生赎罪的自我救赎。 另外，少数更幸运的人会重新获得曾经不想奢侈的爱和回归家庭。
范三左手食指戴着深褐色的琥珀戒指——那是朋友知道他在做这项工作后，特意送了“驱魔”的。
“他们来了，我就放心了。”
12月1日凌晨2点9分，直肠癌晚期患者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护士拆除了最后一根输液导管。 在涂上淡绿色油漆的急救室里，只剩下饱受痛苦而瘦弱的男性的身体。 奄奄一息的遗体被染成蜡一样的黄色，张开嘴戴上呼吸机时留下的样子。
死者的姐姐倚在门外的墙上，泪流满面，把房间的空间让给了匆匆赶来的殡仪馆。
辣椒切开死者的病号服，从身上慢慢地拔了出来。 下一次洁身自好。
从脸上擦下浸有高度白酒的白毛巾，通过胸腹部直到脚。 任何地方都要小心空空气中充满强烈的酒的味道。
死者需要翻身，至少两名男葬礼师协助。 辣椒这次的助手是亮子。 辣椒媳妇也帮忙拿了卫生纸和尿布垫紧急解决。
洁身自好之后，葬礼师给死者换上了深蓝色的西装寿衣。 寿衣很讲究。 衣服在四楼，裤子在三楼，总数是单数。 穿上袜子后，用细红线固定死者的脚和双手，放在金色图案的薄被子上。 适当放置装饰性的首饰和灯头后，盖上银色的缎子床单作为结束，俗称“被子银”。
清晨，沈阳463医院的走廊很安静。 这个50岁的患者生命结束的时候，只有姐姐在身边。 我知道她有点害怕，戴着浅蓝色的口罩，不敢进最后的病房。
辣椒和亮子赶到的时候，她低声对旁边的护士说了一句。 “他们来了，我放心了。 ”。
这是辣椒从事葬礼领域的第四年。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000多名死者留在这个世界上时他完成了。 他工作时注意力集中、肃然起敬、手脚敏捷，给予死者最后的体面和尊重，将辣椒与他过去的“流亡生活”联系起来并不容易。
在这个领域，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死亡和尸体。 在外人的印象中，除了天然的恐惧感之外，还有从以前就流传的观念中的禁忌。
葬礼的生意很难做。 殡葬师需要每天往返于医院的各高危病房，有时也会在家人的理解和不反感的话语中学习转换。
比起家人的冷言冷语，有一点无法控制的场面，生理本能上让人厌恶。
例如，冷冻的遗体，人体不会变软，光脱掉衣服就要花很大的劳动。 验尸结束后，冰块开始融化，遗体湿透，难以穿衣。
葬礼师把穿着的寿衣的遗体送到供纸棺材里。
葬礼师杨平解决了夏天去世好几天的高腐尸体。 洁身自好的毛巾在遗体粘上之后马上开始剥皮。 尸体味道太浓了，在现场的人包括法医、警察都呕吐了。 做完这项工作的好几天，杨平都没有吃饭。
铁球接受了“一生难忘”的工作。 在医院的小屋里，那个死者因长期生病而内脏腐烂，清洁身体时，口、眼、耳开始长蛆。
我说“哇哇”，但工作还得继续。 他必须和同伴戴上手套，拿着白酒进去，抑制那个惊悚的场面。
这项事业最困难的地方是克服生理上的反应和内心的恐惧。 但是，很多葬礼师说没那么想，他们说服自己说:“人生的老病死是正常的，当他睡着了。”
“像我们这样的底层潮人”
通过案底，入狱的人，用东北话来说被称为“犯罪”、“底儿潮”。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叫范三为三哥。 据范三本人和一点知情者透露，二十几岁时，三哥手头的资产已经囊括了两家塑料厂、两家酒店、三台大解放汽车和一天一千元的存折。
就像廖凡在电影《江湖儿女》中饰演的“斌哥”一样，那个时候义气混世就能赢得尊敬。
范三说，小时候父母离婚，他小时候被大孩子欺负，学会“用暴力压制暴力”，容易冲动下，惹祸上身。
从1990年他首次入狱开始，“就像打开了这扇门一样”，之后的几十年里，范三监狱的灾害不断。
范三，52岁。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叫范三为三哥。 在80年代的抚顺，三哥可以说是号人物。 就像廖凡在电影《江湖儿女》中饰演的“斌哥”。 因持枪伤人、抢劫、偷窃共入狱5次，服刑23年，年事已高出狱。
在一个罪恶中，战争(当地方言，打架)一般是入狱最多的原因。
亮子在群殴中刺伤了人，用带血的刀最终迎来了15年的刑期。
铁球也是刀子，他拿着十几具冲进歌厅，集体殴打结束了对方的生命。 这场冲突的原因是为了争夺同一个女朋友。
在一个游戏厅里，辣椒为了一点小事和一个身体“吵架”，对方甩了几句极其脏话，激怒了他。 “我一生中最讨厌的就是骂妈妈。 ”辣椒用五连发猎枪连续向对方开火三次，被判死缓，被看守所转移至凌源二监，称“距27日有20年之差”。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混社会”的经验。 杨平事件之前是住在沈阳法库县的普通农民。
1996年，29岁的杨平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和一辆追驴车的路人发生了争执。 发展成吵架，他拔刀刺伤了对方。
幸运的是，这把致命的刀是他刚从市场上买的，外出前父亲告诉他，所以他说:“今年羊卖不出去，买了刀回家杀羊肉卖羊。”
服刑结束后，那一年的大年轻人变成了行为规范的中年人，连同皱纹、白发、伤病都留在了身体里。
监狱日，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和健康。 大多数人都在谈论对父母和家人的罪恶感。 有人失去了父母，连死前最后的脸也没看到。 也有人失去妻子，幸福的家人打上终止符。
但是，无论过去他们的名字是谁，为了什么而入狱，这些拥有“底儿潮”的人，现在都做着同样的工作。
在房间里，员工与员工之间有种奇怪的融洽感，平等。 没有隐藏过去的人，也没有看不起谁的人。
话说回来，这毕竟是普通人不太愿意参与的领域。 在沈阳各医院附近扎根，通过服务积累的口碑和略低于区域平均水平的收款战略，为“范三们”打开了出路。
重生的困惑
在成为殡仪馆之前，“范三们”走的是坎坷的重返社会之路。
自立必须首先处理生计问题。 但是，无论是商场保安、餐厅员工、建筑工地左官，还是网络司机、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要是正规招聘，最基础的工种都需要无犯罪记录的说明。 有前科就不能由公安机关颁发。
因此，出狱几年，狱警想继续生活，只能从有些不正规、要求解释的临时工作中选择，其中有些是灰色产业。
回老家农村后，杨平在村子里找彩钢、泥瓦工的工作。 虽然村里的工作没有那么多限制，但是兼职是看天吃饭，收入不稳定。
陈月生告诉记者，出狱后经历了许多被拒绝的时刻。
刚回家的时候，他想卖水果，卖菜，但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固定的地方。 没有生活，他向街道社区求助，几乎是哀求的声音向对方乞求，“我不要低保，给我提供伙食。”
去年，亮子在南下广州，在湖南老板开的服装厂负责熨烫。 之后，生意衰退，上司跑路。 一名工人提起了劳动仲裁，但最终只领取两千多块象征性的补偿金。
另一个人成为催债企业和高利贷企业的马仔，把自己重新置于高风险环境中。
社会上的歧视虽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但所能看到的道路真的很有限。 最坏的情况是，继续产生犯罪的想法，不通过暴力支路赚钱回到监狱。
年，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月刊刊登了署名“应培礼”的复印件“关于刑满释放的人重返社会制度的开除”。 文案统计了被当时狱警制度排斥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共计362份。
开除的主要行业是就业，其次是户籍。
论文整理了拒绝过去20年中刑满释放者制度的好处。 例如，限制期是动就终身，限制范围是动就全部。
阻碍不仅如此。 许多狱警所经历的这“隔绝的人生”，碰巧是中国互联网和移动网络飞速发展的20年。
世界变成了他们不知道的样子。
辣椒入狱时还是20世纪90年代，5年前回家，他按照往常的习性坐公交车，心想:“上车的话有售票员，付钱就行了。” 之后，得知“必须从前门上车，投入硬币刷卡”。
朋友一听视频电话的话，他就不敢相信。 “你在说什么，拿起电话还能看到人吗？ ”。 90年代，他印象中最高级的通信手段是老大哥和bb机。
即使现在，他们中有些人不能手机拼音输入法，只能依赖手写。
北京工业大学法学教授张晋认为，漫长的监狱生活容易形成“监狱人格”，可以追随，但在社会上很难自立。
他在犯罪学界有公认的二八定律:社会80%的犯罪由20%的人实施，可能一个人反复实施了许多事件。 帮助这20%的人上轨道是降低犯罪率的关键。
张晋的观点是，虽然监狱有助于罪犯的行为规范，但社会仍然有责任为狱警提供福利、援助和自立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重新犯罪率。
“出狱后，他们是普通公民，是平等人”张晋呼吁，除幼儿、国家保密部门等特殊职业可以限制有前科的人员进入外，其他职业行业应当给予适度宽松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表的《罪犯改造白皮书》认为，中国的重新犯罪率长时间控制在8%以下，但张晋根据犯罪学界的学者调查表示，这一数据必须在15%左右。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皮艺军提出了关于控制再犯罪率的构想:共生与控制。
皮艺军认为，我们面对罪恶，不是锄头一灭就义愤和天真，而是要准备合理的精神与罪恶共生，把社会罪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下。 这不仅需要司法强制力，还需要考验社会成员的宽容和智慧。
例如，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可以通过适当减免税收的方法，让有前科的狱警进入公司家中在自己的企业工作。
“哪些非行者可以无歧视、无偏见地重返社区？”皮艺军提出:“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员，而不是‘他们’。”
一次探索实验
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在沈阳举办的“妈妈送我上天堂”的殡仪馆项目被认为是接受刑罚官回归社会的探索实验。
“妈妈送我去天堂”中，“妈妈”是指项目发起人，66岁的付广荣。
付广荣在当地公益人的圈子里很有名。 二十年来，她相继养育了多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这也被称为“付款妈妈”。
“当初看到这些女囚犯出狱后生活艰难，觉得能帮上什么忙。”付广荣说，想到了将公益与公司联系起来的路径。 现在是“妈妈送你去天堂”项目的模特。 简单地说，她投资开殡仪馆的公司的房子，向对方介绍合适的狱警作为员工。
付广荣对重刑刑期释放者进行“思想教育”宣传。 “付妈妈”的葬礼项目在重刑刑期中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前来，志愿者(右下)也参加了该项目。
从8月到现在，有3家殡仪馆在沈阳开业。 每家店都不大，30平方米以内，座落在沈阳最有名的大医院附近。
店里的招牌都是统一的。 蔚蓝色除了门上的“妈妈送我去天堂”之外，上面还有金色的小字。 是中国第一个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所有店址内的墙上都挂着同样金色的招牌。
落标的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学家夏家骏。 事实上，这个创业项目得到了国内法学界一些学者、专家的支持和鼓励。
59岁的王明秋是一家有辣椒的店老板。
这个妆很精致，打扮时的女主人也犹豫过。 另一方面，对葬礼领域不了解，有点忌讳说:“以前看到这样的店也回避。” 另一方面，我认为工作人员是“坐过牢的人”，没有和他们说过“没有心底”。
王明秋说，随后，付广荣多次找到她，向她讲述开店的社会意义，她很感动，也答应了。
店老板要负责店的房租、货物的价格和员工的工资，自负盈亏。
截至目前，三家殡仪馆相继安顿了近20名出狱的狱警。 随着殡仪馆的名声在刑罚人的圈子里逐渐传播，一些出狱后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慕名而至。
例如钱亮、铁球、范三、杨平用辣椒介绍。
他们大多被介绍给之前认识的监狱朋友，或者打电话到付广荣开通的电话热线来这里。 现在，有70名以上的全国各地的狱警在申请，希望找到工作。
下一步如何快速发展？ 附荣的计划是在辽宁省各大城市开展殡仪馆业务，吸收越来越多的公司家和刑释人员参加。 将来达到相当规模后可以向全国复制宣传，同时利用狱警在狱中学到的技能，开设寿衣制作厂和骨灰盒厂等产业，形成产业闭环。
但现在有更现实的问题。
比起大多数等待安置的员工，要找到合适的业主并不容易，第四家店的开业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领域特殊，员工特殊，担心自然就来了。 付广荣说:“许多业主不打算和狱警打交道。 最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做这件事的社会责任”。
等待救赎之心
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是曾经的“流亡者”安心扎根的第一步。
殡葬师的工作有保底的工资，如果勤奋工作，每人利润的30%的提成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
目前，这些正式上岗的殡葬师大多月薪4千元至万元，是业务极为出色的员工，最高月薪曾获2万元。
辣椒很熟练，是很多新人葬礼师的师傅，是月薪两万的“业务达人”，从而挽回爱情和婚姻。
媳妇的狮子比他小14岁，从医院的电梯员转为葬礼，认识了辣椒。
“那时也没想这么多。 对方没钱，人也不好意思。 没什么，我犯过罪服过刑。 ’起初，辣椒不抱希望。 “你能和我在一起吗？ ”
父母不同意的话，狮子先砍后奏，拿着户口本去民政局领证。
夫妇住在殡仪馆的深处。 一张简单的高床，上层放着生活用品，下层床都换上了喜色的床单和被子罩。
靠墙的是结婚时拍的婚纱照。 辣椒还不喜欢笑，一只手搭在妻子的肩膀上。 狮子穿着湖蓝色的擦胸礼服裙，笑得龇牙咧嘴。 他们一起养了一只叫“年轻孩子”的泰迪狗。
辣椒，47岁。 1993年在游戏厅与人发生争执，向对方连发三枪，被判故意杀人、死缓，服刑20年。 出狱后认出现在妻子的狮子。
曾经为了义字而奔波半生的男人，就这样被爱情接受了。
他收起了过去的急性子，想在工作之前“家里有人在意”。 积攒的数万元买二手别克商务车，用作葬礼的头车，拼命赚钱。 他开始学会折腾人，甚至考虑早起做粥后叫醒她，攒钱买自己的小房子。 “写下她的名字，不要折磨她”
铁球的对手也很难说话。 年出狱后，他在食堂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在长达5年的恋爱长跑之后，两人于去年5月20日结婚。 从那以后，无名指上多了一枚银色的结婚戒指。 结婚时，两个人都没有钱，妻子用信用卡结束了仪式。
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在朋友的食堂，他喝多了骂人。 媳妇在所有人面前说“给他两个大嘴巴”，铁球一句话也没说。 “我能做到。 ’他知道按自己的条件找媳妇不容易，很珍惜。
现在，命运给了这个男人更宝贵的礼物，在妻子怀孕4月，他将有自己的孩子。
毕竟只有少数人能找到合适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人，不敢找。 经济能力达不到，他们害怕给不了对方想要的生活、房子、车、彩礼，可以随便拿出一个让他们沉默。
“我还是那句话，人先工作，后结婚。 ’陈月生的想法代表了许多来源者。 “作为男人，养着你吗？ ”。
他觉得现在很透明，屏住呼吸，说:“请向社会展示我们不是废物。” 有人把这看成积德，他们的想法是“以前做的坏事，用这个来弥补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能坦然接受这个“赎罪”。 即使到了今天，这些刑官在与死者家属接触时，也不敢自己讲述自己过去的历史，他们害怕被鄙视，害怕对方在意。
上个月，来为父亲买瓮的家人进店，前半个月说得非常好。 仰望挂在墙上的“重刑囚创业基地”的招牌，我问了陈月生。 “哥哥，这是……”
陈月生有点不好意思，笑得不自然，只是搓了搓手向对方点头。
在内心深处，他们感情比较敏感，希望得到认可。 特别是，需要能够和过去的自己进行剪切的评价。
“非常关心，非常关心。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亮子最希望别人眼中的他是这样的人。 “你看着它，诚实，不像是犯罪。 ”。
(文中狱警的姓名均为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