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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人对意大利诗人但丁( dante alighieri，1265-1321 )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对中学历史教科书恩格斯的评价。 “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第一位诗人”但但丁及其作品对中国社会、语言、文学意义甚微。
但丁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19世纪末，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寻求民族复兴之路。 关于现在被发现的史料，有名的传教士汉学家、英国人约瑟夫( joseph edkins )在其翻译的《欧洲史略》( 1886 )中最先提到了但丁(丹低)的名字。 但是，但丁的名字在中国更广泛地流传是在戊戌变法之后。 这场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梁启超在遭受失败和一系列挫折后，在日本避难，在那里创立了《新民丛报》，宣传民族意识，鼓吹革命精神。 从1902年10月开始，该报刊登了他本人撰写的广东戏曲剧本《新罗马传奇》。 这部剧是意大利19世纪民族复兴运动中三位杰出英雄的故事，但梁启超最终没能写完。 根据剧情，但丁的《灵魂》以“古貌仙装”登上舞台，证明自己的身份。
千年亡国之泪，太平之歌。 文案英雄少，风云感慨。 我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灵魂也寄托着名国，很少拥有天才。 拥有宿世之心，粗解自由之意。
之后，作者借但丁的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老妇人一生几百年前，抱着这种热血，楚囚犯哭了，感叹感情用事。 解读立国的根本，振奋着国民精神。 因为这写了一些小说的传说，佐有多首诗词歌。 蜀一些市袍传唱，妇孺知识，将来，人气会慢慢增长，或者国耻会还雪。 […]我在支那有个年轻人，是什么饮冰室的主人？ […]我觉得这个青年，在异域漂流，纵览旧乡，烧忧国，回天无术，借雕虫的小技术，寓言着逶铎的微言，却和老太太同一天同情了。
由于政治斗争的失败而远遁的梁启超，感到和被放逐的但丁有着同样的境遇。 此时但丁在他心中的形象，不仅是爱国的民族诗人，也是精神领袖和模范典范，但这种崇敬不仅仅是但丁自己，而是但丁所属的意大利民族——刚刚完成民族复兴伟业的意大利展现了中国的希望。
与梁启超不同，王国维关注的是但丁的《神曲》。 他在《红楼梦》评论的学术文案中，在批判索引派的研究做法时列举了“神曲”的例子。 要说《红楼梦》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神曲》是但丁经历的真实故事。 著名学者马君武也对但丁和“神曲”感兴趣，1907年1月他在《复报》上发表古体诗，为诗人高剑公庆祝新婚，他在诗中用但丁思慕贝雅特丽齐创作“神曲”的故事引用了“罗马诗豪是但丁为世界之子”的故事。 自言一卷欢神曲，我的女人抽烟的时候很纯粹。 ”。 作者在诗中使用的“但丁”的译名至今流传，成为中国人对这位意大利诗人的统一称呼。 同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放弃了开始选择的医学，从仙台回到东京，决定把文学作为他唤醒中国人民的事业。 鲁迅为他的文学事业所做的第一份努力是文学杂志，借用但丁诗集《新生》( vita nova )的名字给这本文学刊物命名，但事与愿违，杂志最终流产。 鲁迅自己为同志写的文案也可以转用于其他刊物，其中有一篇长文叫《摩罗诗力说》，赞扬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高度评价了但丁及其诗作对意大利民族不可替代的作用。 鲁迅认为，用意大利语创作的但丁是意大利民族的灵魂和心灵之声，意大利语成为聚集意大利民族的力量，有了这些因素，就可以促进国家的统一。 关于《神曲》，鲁迅的态度比较多和庞杂。 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痴迷的先哲被作为“异端”置于炼狱中痛苦不堪感到不满，暂时停止了对“神曲”的浏览。 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创作隐含着“神曲”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鲁迅笔下厌恶“神曲”，终于有人远离了这部作品。 其实这样的评价有点片面武断，只是鲁迅文案的一句话，就完全断绝了他和《神曲》的关系。
和梁启超一样，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从但丁那里得到启示，寻找处理中国社会问题的“良方”。 1917年，他在发起白话文运动的“檄文”——“文学改良刍议”中，中国如14世纪的意大利语，用“俗语”创作“活”文学作品，用“创造”意大利语代替文言创作的“死文学”，讲述白话 胡适在研究文艺复兴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但丁《关于俗语》中要处理的事情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而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变革是意大利民族统一创造的条件，让胡适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于是，他也试图借助语言和文学的力量，唤起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
1909年印刷的《归潜记》也是提到《神曲》的中国着作之一。 作者单士厘是清末着名外交家钱恂的妻子，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女知识分子。 《归潜记》中两次确定并提及《神曲》文案。 对照《神曲》原文，如果作者引用的来源和文案有错误，作者本人可能只是道听途说，没有通过原书验证。 有趣的是，单士厘的儿子钱稻孙是中国第一位翻译《神曲》的人。
钱稻孙和父母一起去了意大利，上了罗马大学，系统地学习了意大利文学，完成了本科的学业。 回国后，埋头翻译《神曲地狱篇》的前三首歌，1921年为纪念但丁逝世600周年，在《小说月报》的但丁特刊上发表。 标题是“神曲一脔”，是中国首次正式发表的“神曲”译本。 1924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神曲一舆》的单行本。 继《神曲一舆》之后，钱稻孙翻译了两首歌，与前三首文芳阁一起刊登在《学衡》杂志上。
钱稻孙翻译的《神曲》只有五首，但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具艺术特色的翻译。 他选择楚辞的语言风格作为翻译语言，部分保存原诗的节奏和节奏，朗朗上口，而且语言古雅。 钱稻孙在传达《神曲》方面的贡献不仅如此。 1925年3月，上海《学衡》杂志刊登了一部叫做《但丁梦传说》的杂剧，很遗憾这部杂剧只发表了第一部《魂游》，没有下文。 这部《魂游》讲述的是但丁在梦中遇见维吉尔，维吉尔将他带到冥界游历，这无疑是对《神曲》情节的改编。 另外，根据上述《学衡》杂志第72期《神曲》译文《编者识》，钱稻孙《但丁“新生篇”的一部分(民国十五年秋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结婚的贺章)，很遗憾其原稿丢失。 我们看不到《新生》的译文，这个消息被《学衡》杂志主编吴宓的日记所证实。 1926年10月3日，吴宓参加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 他在日记里写道:“梁任公主结婚、训辞、熟人非常多。 另外，必须读钱稻孙翻译的但丁《新生》两首歌作为庆祝者。 ”。 吴宓本人也很尊敬但丁的作品。 他翻译了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的导师、但丁学者葛兰坚( charles hall grandgent )创作的《神曲》的英文译本《但丁〈神曲〉通论》，发表在《学衡》第41期。 由此看来，吴宓作为《学衡》的主编发表钱稻孙译的《神曲》也是有道理的。
1921年是中国对但丁及其作品翻译研究的重要一年，在但丁去世600年后，中国网民终于用自己的语言阅读了这部伟大作品的一部分。 这比但丁的名字进入中国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但是，《神曲》的全部译本迟迟没有出现。 1934年，向但丁敬礼的诗人王独清出版了《新生》的全译本。 同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了傅东华译的《神曲》，这本书进入了新生命大众文库《世界文学物语》的丛书。 为了“译述”，不是从头到尾的译本，而是译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讲述的“神曲”的故事。 1936年，青年诗人朱湘的翻译诗集出版。 其中被称为“番石榴集”。 其中十四行诗来自《新生》。 不幸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这三年前在南京自杀了。 29岁。 从《石榴集》中七首但丁的十四行诗来看，朱湘应该是翻译但丁诗作的最佳人选之一。
王独清和朱湘这两位诗人都没有把《神曲》翻译成中文，《神曲》的第一部中文全译出自数学家之手。 1934年10月，数学和物理学家王维克基于自己对但丁和《神曲》的崇敬和热爱，开始了长达10年的翻译事业。 最初的《地狱》于次年3月中旬翻译，但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到1939年2月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断8年后，1943年5月，王维克找回了翻译笔，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翻译完了《净界》和《天堂》。 1948年8月，商务印书馆将《神曲》三部分为三册，充实了出版。 至此，中国首部《神曲》的全部译本终于问世。 王维克的翻译不像《神曲一脔》那样，用带有韵律的诗体翻译，也不表演华丽的辞藻，而是以散文体的形式忠实地叙述原诗的文案。
和王维克差不多，另外，朱维基也开始了《神曲》的翻译。 朱维基虽然是上海诗人，但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高。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这部《神曲》译本，曾多次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译文出版社出版，销量巨大，至今仍在重印。 朱维基的翻译事业大致开始于1935年左右，到1942年初稿基本完成，最初刊登在上海的《月刊》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刊登，但连载到《地狱篇》的第13首歌被中断。 这部翻译正式出版是在50年代，译者在出版前多编辑了译文。 朱维基的翻译是从英译本翻译过来的，他没有选择和王维克翻译一样的散文体。 用自己擅长的自由体新诗翻译着“神曲”。 翻译笔自然流畅，但也出现难解的句子，缺少注释，所以有一点也不懂的诗句。 另外，该译本与原诗的行数基本一致，但不讲究押韵。
同样，1935年还翻译了《神曲》的《地狱篇》，他同样选择了自由体诗的歌作为翻译形式，但这个翻译经常被研究者遗忘。 这位译者叫赖屃，是有名的新月派诗人。 1935年，去英国伦敦大学研究欧洲文学史。 在英国，他负责翻译《神曲》的《地狱篇》。 该翻译最早于1936年发表在河南《民国日报》的《中原》副刊上，1944年重庆专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期刊《时与潮文艺》上也有连载。 《神曲》翻译的特色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诗的格律。 所有诗行都是十音节和原诗的三联韵之韵。 译文也同样是三行一个诗段，不能像原诗那样押韵，但译者成功地把各诗段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句子翻译成了10个音节(相当于11个汉字)。 第一行通常可以增加一个汉字。 以与《神曲》这首原诗最接近的形式翻译的诗，凭借自己对诗的认识和娴熟的修辞妙技，读起来更有诗的味道，比起金稻孙的《楚辞体》古诗，羞涩的白话诗翻译更能反映但丁在《俗语》中所写的主张， 但是最终，“炼狱篇”和“天堂篇”没能一起翻译。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界在翻译但丁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这不仅在于但丁作品的翻译，也在于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学的研究和介绍。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其主要作家茅盾是积极介绍但丁的左翼作家之一。 1935年，他在《中学生》杂志的5月号和6月号上连续发表了介绍《神曲》的复印件。 文案中多引用了薄伽丘《但丁传》的文案和结论，特别是薄伽丘以孔雀的德性比喻《神曲》的部分。 指出茅盾文案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有阶级意识的，《神曲》这部《中世纪的史诗》具有两重性。
虽然是中世纪文化最后的哀鸣，但作者在中世纪文化没落阶段进行了顽强的艰苦奋斗，正因为这是成长、巩固的城市“市民”文化环境中的产物，所以不打上双重烙印，预告着文案和形式上新的历史阶段——文艺复兴的到来。
因此，茅盾认为，但丁死后50年，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文化的发源地。 这种新文化是但丁所厌恶的商业和手工业资产家的，他们非常崇敬这位诗人半个世纪前的遗作，在薄伽丘举办讲座，宣传这位伟大的诗人，但此时，他们手中已经有了稳固的“市民政权”，“神曲”中的“ 迄今为止，《神曲》中世纪禁欲主义的色彩逐渐淡化，人文主义精神越来越明显。
在受但丁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30年代初，老舍翻译了丘奇( r. w. church )的《但丁》一文，从1931年到1932年连载于《齐大月刊》。 后来老舍在《写作阅读》一文中回忆说:“最让我受益的是但丁的《神曲》。 我把能找到的几本英译本、韵文散文的都读了，同时收集了多本但丁的论书。 我成为但丁的粉丝读了《神曲》，明白了什么是伟大的文艺。 ”。 可以认为这是老舍对“神曲”的总结。 这种爱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几乎持续了一辈子的。 特别是1949年之前，是他创作最旺盛的阶段。 老舍对《神曲》的喜爱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可以看到《神曲》的影子。 例如1934年，他模仿《神曲》的样子，创作了《鬼曲》一诗，并在《现代》杂志上发表。
著名作家巴金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受到残酷的精神和肉体迫害，入狱改造期间，他唯一的信念是顽强地活着，后来被称为“牛棚”的关押地点，《神曲》曾成为他生命的支点和生活的寄托。
1969年抄写但丁的《神曲》，并开始背诵。 因为我怀疑“牛舍”是“地狱”。 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始。 也没有导游，一个人在摸索。 咬紧牙关忍受一切痛苦。 不是为了赎罪，但我想弄清楚是非。 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只怪物，不怕黑恶魔，不怕蛇发女人，不怕红热沙地——我经过几年的考验，拾起了“放任不管”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
对但丁的研究和评论来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 1963 )和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 1964 )代表了文革前最权威的观点，当然几乎是唯一的声音。 作为大学的教科书，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中国青年对但丁的认识。 1976年《文革》结束后，人们对思想和知识的渴求让这两部着作反复再版，甚至作者朱光潜都承认“有些提法已经不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认知”，但在更权威的作品出现之前，他们依然在网络上。
“文革”结束后，但丁作品的译者和但丁的研究重新开始了。 1982年，北京大学教授田德望开始从意大利语原文翻译《神曲》。 译者花费了18年的时间，不仅编译了原文，还编译了大量注释，其注释的字数达到了正文的3倍。 田德望的翻译是散文体。 他说，译者本人如果不是诗人就必须强行翻译成诗体，这是对网民的不负责任。 更何况《神曲》的格律极其困难，很难被翻译成优质的诗。
在田德望去世的2000年，直接从意大利语原文翻译的《神曲》全译也登场了。 译者黄文捷使用自由体诗歌的形式，译文中诗的行数与原文一致，虽然各行诗句的长度不同，但尽量保证韵脚，读起来更有诗的韵味。
之后，其他两位译者也不约而同地出版了各自的“神曲”翻译。 他们有共同的身份——诗人。 黄国彬翻译的《神曲》于2003年出版。 作为诗人，黄国彬知道诗的节奏美感。 那是因为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他按照意大利语原文“复制”了原作的三联韵之韵。 作为学者，参考了意大利语、英语、法语等各种注释本和评论文案及专业书籍，全面详细地进行了翻译注释工作。 黄国彬的注释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便于初学者理解和入门，一是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
张曙光的翻译于2005年出版。 这个翻译是英文翻译的，是自由诗形式，诗词节奏把握成功，译者用一个文案说:“不是但丁学者，只是诗人。 这是因为我翻译的时候更重视语言”。 译者认为“但丁的诗句简朴而有力”，在翻译过程中也尽量维持英译本中原有的句式。 但是，译者也清楚地意识到，在意大利原文中句法灵活多变，在英译中被部分保存，但无法用中文表达。
除了翻译《神曲》之外，但丁对其他着作的翻译事业也从8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很大的发展。 1985年翻译家朱虹翻译出版《关于世界帝国》( de monarchia )，1987年文艺理论家缪灵珠翻译的《关于俗语》( de vulgari eloquentia )出版，1988年文学翻译家钱鸿嘉《关于
中国人对但丁的兴趣不仅仅在于其作品的翻译，西方学术界对但丁的研究成果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要点，中国人对这些研究着作所表现出的兴趣不逊色于原着。 1984年出版意大利作家马里奥·托比诺的《但丁传》中文译本，1989年翻译出版英国历史学家福尔摩斯198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着作《但丁》，2000年俄罗斯著名作家、批评家、科夫·梅斯基“思想家” 历史上第一本关于但丁的专著——薄伽丘的《但丁传》在2005年也有第一本中文译本，但由于篇幅的限制，进行了删改，3年后这本《但丁传》终于有了完整译本，由布鲁尼( leonardo bruni )的《但丁传》 另外，随着西方知名作家、批评家文集和专著的翻译出版，这些书中关于但丁和《神曲》的重要论述也进入了中国网民的视野。
目前，我国但丁研究开始走多元化、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批评家们开始有选择地对但丁及其作品展开多视角、多层次的审视和论述，涌现出许多见解、有新意的作品，使“但丁学”在中国空之前繁荣起来。
月前，笔者应意大利礼糠学会( accademia della crusca )的邀请，前往但丁长眠的地拉文纳古城，纪念在那里举行的但丁国际文化节，纪念2021年但丁去世700年的大规模活动的势头。 笔者在但丁墓前的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向意大利网民和媒体表示，但丁不仅属于意大利，也属于中国，他死后600年，他的作品和思想被传到我们遥远的东方国家，并在我们的历史变革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