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4750字，读完约12分钟
年9月23日，也就是海淀区检察院撤诉的第三天，付林和曲燕在清华园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摄)
《撤回控诉》9月21日上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接到付林妻子曲燕的消息。 这一天，付林夫妇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收到刑事裁决书。
根据付林收到的()京0108刑初1423号裁定书，海淀区检察院起诉被告人付林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于年5月27日向海淀区法院提起公诉。 在诉讼过程中，海淀区检察院于年9月20日决定对被告人付林撤回起诉。 海淀区法院认为，海淀区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撤出。
这意味着在科技界有影响力的付林事件，最终以付林清白告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付林是国内清洁供热行业的专家，也是北京市科委“电厂利用循环水余热供热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课题的总负责人。 在2007年巴黎气候大会播放的短片中，付林的“全热回收天然气高效清洁供热技术”被选为中国在本届大会的环境保护新技术展示。
年3月17日，付林因涉嫌贪污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4月1日因挪用公款嫌疑被逮捕，年5月28日由海淀区法院正式立案，但一般延长审理期限3个月。 年2月14日，经海淀区人民法院批准，付林取保候审。
根据最初的起诉书，付林涉案总额将达到亿元水平。 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发行了《清华教授付林科研经费事件跟踪》一文，报道了事件。
9月23日，付林和曲燕在清华园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 在四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付林谈了冤情给个人带来的变化和影响，越来越多的时间谈了他对科研转化制度的深刻思考。 谈到牢狱之灾给家庭带来的大事时，付林的妻子曲燕流下了眼泪。
现在，付林回到了忙碌的科研状态，同时享受着其中。 他说他不想对这次经历留下悲观和抱怨。
但是，付林冤情给司法界、科技界、学术界带来的警告和思考不容忽视。 我希望付林式的悲剧不会再重演。
上百亿个项目，技术咨询价格也是100万。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科研工作者，你如何看待劳动的支付和回报？
付林:我在做应用型的研究。 做的项目规模都很大，几亿元都是小项目，大项目资金达百亿元。 预计即使从中减去百分之一，我们的团队也会从一个项目中获利上亿元。 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研究(可行性研究)设计者从中受益的比例很少。 即使与大项目签订技术咨询合同，我们团队的收入也可能会达到100万元。
这和国际标准不同。 国外认为提出创意是有价值的劳动。 付给设计师队伍的费用可以占总额很大比例的建筑物。 其实可研究的设计方案往往是工程的核心部分，这也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不同态度。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人员也大多拥有荣誉感。 例如，如果让我参加鸟巢的建设，我也完全免费。 因为我为奥运会做出了贡献，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周围也有批评我的朋友。 你个人可以有感情，但在社会层面上不可以单方面鼓吹献身精神。 只有让科研工作者从自己的劳动中受益，越来越多的人才能从事科研、科研、热心科研，推动国家科技进步。 我也觉得有道理
具体到我个人，当初为了得出可以实际应用的科研成果，成立了自己的科研团队，成立了能与能源所和科研合作的团队企业。 (编者注:能源依托的北京清华同衡计划设计研究院有限企业是清华大学下属的全资国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可以在此企业名下设立研究所或职工办公室。 付林的科研团队除了他自己以外，都是从社会募集的，能源所自负盈亏，所有营业收入统一划入计划院账户，计划院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后由能源所自由支配。 付林早期开始科研构想时，能源所没有设备设计和制造的资质。 这是因为他创立了自己的企业。 但是，在达到科研目的后，我们整个团队退出了企业运营，我个人也退出了能源所，唯一的身份是清华大学的老师，这一切其实都发生在我失去自由之前。 作为大学老师，我有稳定的收入，但我是团队中唯一正式编制清华的人，其他人隶属于能源所和企业，收入取决于能源所和企业的经营状况。 我听过小组个别成员的投诉。 我也理解这个。 例如，年轻人结婚、买车、买房、将来养孩子，都是花钱的时候。
不能让不良资本垄断技术
《中国经济周刊》:为什么不与其他公司合作，而是创立自己的企业？
付林:这里谈一下科学研究的风险。
即使我们经历了从大同到太原的大工程，技术已经成熟，投资额达到100亿元，但仍在进行一定的科研实验，不能完全计算科研成果的转化。 据我个人理解，到了科研成果转化阶段，技术是完全可靠、比较纯粹的商业行为，主体不是科研人员而是公司。 太原的项目最终成功，对节能、改善当地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 但如果失败了，我们可能会挺身而出，毁誉参半，承担相应的后果，并因此入狱。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成功，必须意识到科学研究的巨大风险。
但是在中国，很多机构不愿意分担科研风险，风险大多落在科研人员头上。 这充分体现在我自己的科学研究经验中。
在我们承担的“电厂利用循环水余热的供热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课题中，需要公司参与，如制造试验用仪器、设备，从来在市场上不存在。 实验场也必须和工厂合作。 因为实验室经常不能满足大型实验的条件。
公司前期提供科研支持，后期可享受成果效益。 但是在提出技术构想后，花了很多时间寻求公司的协助，但是很多公司不愿意，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开企业。 但在我们研发成功之后呢？ 由于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不需要承担科研失败的风险，许多公司都积极拜访过。 这包括当初拒绝了我的公司。 其中包括试图垄断我们技术的公司。 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个别公司宁愿摘水果，也不愿承担栽培失败的风险。
《中国经济周刊》:有想应用科学研究成果的公司也不是件好事吗？
付林: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是我自始至终的目的，但选择合作公司必须慎重。 因为科学研究的观点和资本的观点不同。 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走技术路线，资本关心利润。 如果遇到坏资本，为了利益最大化，也会影响技术路线。 的路线只有利弊之分，但技术路线有对错之分，真正的科学家必须多次走正确的路线。
我们在实践中举过例子。 一个与公司、地方政府合作的项目，根据我们的技术路线，项目只需要3亿美元以上的投资。 但是，公司改变了方案，工程造价达到13亿元。 我们坚决抵制，强烈要求向政府反映，回到正确的技术路线上来。 所以与公司合作要慎重，不要让个别不良资本垄断技术。
我以前专心于科学研究，但在失去人身自由后，开始从社会层面思考一些问题。 在这个例子中，10亿元的差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利润，导致公司和科研工作者的矛盾。 在那之后，我失去自由的所谓举报，是不是夹杂着这种社会因素？
另外，从专业认识来说，我们的科研成果在节能行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目前市场上从事节能、清洁供热领域的公司，如果不积极改革创新技术，很多公司也有可能破产。 我们想宣传科研成果，但前提是不能随意改变技术路线。 因为我们仍然有使技术造福社会的初衷。
如何改变“论文比成果转化更可靠”的现象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鼓励科研成果的转化，你能在相关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吗？
付林:总结一下。 科学研究环境，包括促进成果转化的环境，现在更好。
我要在科研上有自己的想法，衡量一个科研活动是否结束，得到一个理论，不仅要使论文诞生，还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验证理论的科学性。 在工科行业尤其如此。 否则，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迅速发展到了科研成果转化的方向。 我在那之后受挫也没有后悔过。 即使再选择一次，我也要走这条路。
其实很多科研工作者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但是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我们的评价体系需要发生一些变化。 例如，过去我们过于关注论文的发表，许多科研人员不以成果转化为目标。 在涉及晋升、职称评定等稍现实的问题时，论文比成果的转换更可靠。 更何况成果转化有风险。
此外，公司、学校、科研人员必须携手合作，优化科研成果转化的环境。
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加强专利保护。 哪个企业不想和学校合作，不想承担科研风险？ 这里有专利保护不力的因素。 如果专利审查不严格，一家公司取得的成果，别人会窃取，稍加编辑后也可以申请专利。 利益由此分割，那家公司为什么支持科学研究？ 既然要公司承担科研风险，就必须保证风险后才能盈利。
专利技术的应用，有时在制度上也有点问题。 例如要建设一个项目，从预防商业腐败等方面进行招标，召集几个类似的公司形成竞争。 这个可以，但是拥有专利技术的公司只有这一家，市场上没有类似的公司竞争，所以不能参加招标。 所以，遇到类似的制度问题，会考验管理者的智慧。
付林妻:这两年，我的世界观几乎崩溃了。
《中国经济周刊》:这次被指控涉嫌经济犯罪的经历，会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那些变化吗？ 有那些得失吗？
付林:我过去的视野可能仅限于科研行业，但现在看世界的视角越来越广。 例如我之前说过，考虑问题时可以看到一点社会因素，一点技术问题的背后也可能有社会问题。 例如，在失去自由之前，经常有媒体就专业行业的问题进行采访，但我总是没有什么意义，而是专注于科学研究。 但是，在我破案的过程中，我能理解信息媒体的存在对社会的积极意义，现在记者提出了专业行业的采访要求，我提供了更多的协助。
总结一下，我不希望这次经历留下太多悲观和抱怨。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因为现在的科学研究工作很忙。 同时，我很享受这样困难的工作。 但是妻子在这一点上不同，这次经历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消耗，需要慢慢修复。
曲燕:是的，我觉得这两年我的世界观崩溃了。
我一直相信付林是完全清白的，无辜的人遭受了这样的苦难，心里很气愤。 我知道，受到无辜的冤屈也是因为各种因素，包括现实社会的客观因素。 但是有些心情很不好，很多时候明明你在斗争中，却不知道对方在哪里……你明明心里有仇恨，却不知道该恨谁……幸好一切都过去了。
另一方面，过去从媒体和其他方法也看到了有关社会的负面新闻，抱着自然的乐观主义，认为世界可以治愈自己，相信情况会无缘无故地变好。 但是，现在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其中哪些遭遇不幸的当事人，我不一定能具体帮助到什么，但是我有同感，有强烈的同情心，关注事物，思考社会会变得怎样好。
付林:这一经验对科研和工程建设有直接损失。 在被拘留的这两年里，我不能从事任何科研活动。 包括参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评审答辩。 我失去自由之前开始的一点点项目，工程进度受到影响，直接造成经济和社会损失，加上一点点工程惯性，收拾残局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另外，这次经历给我们家庭带来的伤害无法挽回，也无法挽回我的父母、妻子、孩子……我最想感谢的是妻子，在这期间，所有的压力都是她一个人承受的。
《中国经济周刊》:你考虑过赔偿问题吗？
付林:对我们来说，清白是最重要的，其他事件还没有考虑。
清华大学教授付林贪污案检方指控他曾获得国家级大奖
清华大学官网显示，付林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系教授，首要研究行业为供热、天然气热电冷联供技术、城市能源规划做法。
付林致力于工业余热利用，提出了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新技术。 他领导的这项技术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如果没有被逮捕，他本来会参加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答辩。
清华大学教授被起诉贪污案的检方迄今已被羁押近两年
此前，新京报报道称，清华大学教授付林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于去年3月17日被刑事拘留，并于同年4月1日被逮捕。 该案于年8月被移送审查起诉，于年5月向法院提起公诉，但案件未开庭审理。 年1月，付林在羁押状态下与清华大学办理了录取合同延期手续。 年2月14日(农历12月29日)，付林取保候审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