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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幻想狂刘先生，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作家、自由撰稿人，着有《剑豪时代——文艺复兴决斗史》、《从杀人之刀到活人之剑》等。 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一、武士国家的错觉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二战中与日本作战的两个最主要国家的国民，对于日本帝国从19世纪后半期到二战中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活动，几乎都是条件反射性地与“武士道”联系在一起的，前者的看法是戴季陶的“日本论”
中国武士道是日本侵略的思想根源，美国以相似的态度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族性格改造工程，战败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成了美国人手中的老鼠，美国人以“从精神和气质上断绝军国主义根源”为指导思想，对两者感兴趣的“文化阉割” 前者永远失去了东普鲁士的发源地，以及与普鲁士相关的地名。 后者失去了约80万把日本刀(包括缴获的军刀和民间刀剑)，到1954年为止，一切与武士有关的体育活动都被禁止。
美国人特别重视日本的军刀，收到了约80万把，选择了3~5万把带回了美国。
但是，在著名的《武士道》( bushido-the soul of japan )出现的十年前，比利时法学家de·lavilla问及该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日本如何进行道德教育时，新渡户稻造当时表示， 很明显，新渡户稻造在与西方的接触中逐渐产生了“武士道即日本国民道德准则”的概念，他在《武士道》书中不自觉地将武士道与西方骑士精神进行了并列比较，从而使日本人在道德和人格上获得了与当时西方人相对平等的地位，同时这些
1932年奥运会马术金牌获得者西竹一男爵被西方人幻想成了完美的武士形象
这不仅在明治时代的“脱亚入欧”过程中使日本顺利，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被开除的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也有10万多名美国观众为日本军人西竹一男爵欢呼。 因为后者表现出了赞同西方人的一些特质。 1944年西竹一上校死守硫磺岛时，美军依然感动骑士精神，试图有尊严地投降，但后者依然以武士的方式自杀。 可以看出，新渡户稻造为西方人创造的文化相似论错觉相当成功，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西竹一男爵的儿子西泰德男爵参加了纪念硫磺岛战役的活动，在“西上校战死碑”前交谈
二、泾渭分明的兵农
“武士”作为职业和阶级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但在江户时代之前，武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是一个有点模糊的概念，武士阶级内部也没有公认这些模糊的概念。
这并不是不能理解，但很难想象在互相残杀的乱世里，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会得到很好的执行。 正如基督徒戴着教皇的诅咒高兴地向对方开枪一样(教皇英诺森三世于1139年发布诏书，禁止弓弩相互残杀，犯法者下地狱)，武士们除了对领主表示忠诚外，通常还遵循特殊的道德标准 特别是他们把自己的行为习惯实践给农民，往往会导致后者非常悲惨的遭遇，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中借用农民出生的伪武士菊千代的嘴，讲述了武士和农民之间的这样激烈的矛盾。
“你们把农民当成什么，当成菩萨吗？ 简直是笑话，农民最狡猾，不喂米，不喂麦，其实他们都有，开地板一看，不在地下就在储藏室里，一定发现了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山谷深处 外表温厚但最会说谎，什么都是他们说谎！ 打仗的话，会杀死战败的武士，夺走武器。 听着，农民是最吝啬、最狡猾、懦弱、恶心、低能、杀人鬼。 ”。 “但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 是你们。 是你们的武士。 你们都要死了！ 为了战争烧毁村庄，蹂躏田地，恣意劳动，凌辱妇女，杀害反抗者，他们该怎么办？ ”。
黑泽明借助假武士菊千代之口，讲述了在战国乱世武士和农民的势力与水火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激烈的经济冲突下，武士阶级完全没有动机给农民加入自己的道德体系，就像狮子没有理由教化羚羊一样，羚羊也不能认同狮子的行为规范，后者也不能接受前者的“教化”。
三、武士之路下沉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安土桃山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丰臣秀吉开创的士农工商“四民”制度被德川家康继承完整后，农民以贡租为藩主，藩主以干禄的形式将贡租分配给武士，不再像战国时代那样兵荒马乱的暴力抢劫，农民和武士基本经济实惠。 双方在战争中缓和了势与水火关系的江户时代，农民造反的“一揆”，多为收租代官、领主，很少对比武士阶级本身，甚至同情农民的武士也自发加入起义反抗幕府，这就是电影《七武士》的原型
《七武士》结束后，武士们说:“我们又输了。 获胜的是这些农民”。
因此，作为“四民”制度的第一人，武士阶级的文化和道德确立主导地位的过程，首先是与农民的经济和解。
其次，德川幕府为了巩固封建体制，作为社会整体的规范有意识地尊重武士阶级的文化和道德，压制以京都为中心的天皇朝廷的贵族文化，但是战国时期武士的征战杀伐、拔剑生死，只有单纯的主从伦理的形象特征明显不适合作为和平时期的模范，因此，
武士的行为习惯本身与当时东亚世界普遍价值观儒学背道而驰，没有提炼理论体系的基础，因此外来儒学和佛教成为“武士道”的理论基础，前者以山鹿素行《山鹿语类》中提出的“兵儒一致的武士道”即“士道论”为代表
儒家武士道的创始人山鹿素行，他主要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和朱舜水都是师亦友的关系
武士道经儒学和佛教加持后，迅速成为德川幕府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育的素材，武士被推崇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杆，武士阶级成为其他三个阶级争相模仿的对象，在当时的社会中看到了流行语“人必侍、花必樱”。 在长达250年的和平时期，幕府通过遍布全国各地的“寺子屋”和“乡校”，将儒学作为平民教育的第一文案，让平民阶层和武士阶层在儒学上达成道德共识，老百姓以儒学为道德体系，以幕府尊重的武士模范为道德指标，逐渐形成了社会整体认同的道德观念， 武士道由于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逐渐成为日本民族整体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儒学通过普及平民教育既是武士道全民化的前提，也是武士道全民化的实现之路。
受朱舜水的影响，“攘夷”思想开始进入武士道
在这个过程中，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几乎处于“隐藏”的状态，数百年后，天皇几乎不可能成为武士道最残忍的敌人和最狂热的推动者。
四、武士阶级的下场
在澜云诡的幕末时代，天皇、幕府和武士三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奇怪的状态，幕府是武士和天皇的实际主人，同时在幕府体制建立的数百年间努力阻止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在这些上确实非常成功，从藩主手里收禄的武士是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欧洲封建领主一样。
因此，在西方的刺激下，武士阶级突然以天皇的名义反抗幕府时，幕府和天皇双方都相当惊愕，平安时代末期开始失去控制的武士集团，突然主动要求回到天皇手中，让天皇自己有些措手不及。 表面上这是日本国内天皇、幕府、武士三者之间武力对抗形式的利益再分配，但实际上日本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封建国家逐渐解体、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
倒幕运动内在的原因是“尊王攘夷”思想，受到了普鲁士等新兴民族国家的影响
但是，作为武士阶级道德的武士道所提倡的多元分散忠诚的主从道德，与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所提倡的一元化天皇的忠诚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也是两者的蜜月期不会长久的。 冲突首先发生在军队，武士作为封建时代的军事贵族，与天然的国家军队体制不兼容，武士出身的士兵与平民出身的士兵和谐相处，尽管不受平民出身军官指挥的明治政府进行了废藩置县，但封建时代建立的藩本位制度严重阻碍了军队的组织，其结果直到二战结束。
日本海军(核心来自旧萨摩藩)和陆军(核心来自旧长州藩)一直横着
这尖锐的矛盾与明治3年守旧武士刺杀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直接相关，但在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中》中，这一点却被编成大村益次郎派暗杀武士领袖西乡隆盛(电影中为森胜元)，实在让人哭笑不得的逆向操作
明治政府明确认识到，取得天下后，旧武士阶级正在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新的民族国家，武士军队不能依赖国家的第一军事力量。 由此与不服从政府的旧武士决裂，建立近代国民军，成为明治政府的紧迫任务，兵制改革的主导者山县有朋大将发表了以下讲话。
“为了建设近代国家，迅速实现中央集权，必须镇压地方上频发的士族反动混乱。 这是因为无论如何都有必要通过普通国民的征兵来组织国家军队。”
这种基于“全民皆兵”基本组成的国民军，是中国人熟悉的“皇军”，“皇军”由一部分思想开放、可以接受明治政府军事改革的武士和大部分被征召的平民组成， 皇军的建立象征着明治政府决心垄断一切合法暴力，这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准则，贯彻这一准则，意味着自古以来租借暴力的武士阶级。
自古以来以租借暴力交换供养的武士阶级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必须消失
五、最后的武士
“皇军”与武士的公然冲突终于在明治10年( 1877年)以西南战争的形式彻底爆发，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返回鹿儿岛，率领对改革不满的“不平士族”，发动了意想不到的叛乱。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长达一千年的武士文化熏陶和德川幕府200多年的武士道教育，由平民组成的“皇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与叛乱武士的战斗抱有恐惧，甚至多名武士出身的“皇军”指挥官都抱有败北主义的思想，手下的农民们与千年武士战斗。
武士是武士，农民是农民，不仅可以放下锄头拿到刀，还可以成为武士
法国杂志描绘了西乡隆盛和追随他的武士
除了武士道教育之外，普通老百姓还受到江户时代流行的能、净琉璃剧、狂言等戏剧的影响，把武士视为“忠勇无敌”，平民军队不是对手，而是“皇军”出征时，许多老百姓指着路边这些新入伍的农家子弟，白白送死。
但是，战争的方向与他们的想法大不相同，尽管叛乱的武士表现出相当的军事素养，但在众多纷繁的地形上，以武士刀为武器袭击明治军引发人体残肢和血肉风暴的作战方法也确实震惊了平民出身的“皇军”，造成了死伤场面
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叛军的弱点越来越明显，他们既没有可靠的兵员补充，也没有稳定的弹药补充，更无法攻击坚固的重武器，最要命的是叛军在一个目标上确定的作战计划不足，叛乱领导人西乡隆盛本人也叛变了。
西南战争在鹿儿岛山城陷落后，西乡隆盛切腹结束
六、武士残骸和记忆的重建
明治政府和“皇军”赢得了西南战争，但旧武士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作战妙手和勇敢精神也深深震撼了他们，带有浪漫色彩的悲剧武士西乡隆盛战败自杀后，反而成为民众偶像，被民间崇拜为实践武士之道的典范， 战死和战后被处决的叛乱武士也受到民众的广泛同情，明治政府在不自然之余意识到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质是共同体的重建，共同体的重建如h.richard niebuhr所说，必须依赖共同记忆的重建。
如果没有集体记忆，没有共同体承认的过去，就没有真正的共同体。 为了形成共同体，需要建立共同记忆……共同记忆的多寡决定我们之间的联系程度。
西南战争的结果表明，日本构筑全国共同记忆的最大公约数确实是武士道，但西南战争的结果也表明，旧武士道与新确立的近代国家体制不兼容。 于是明治政府立即构筑了“新武士道”，平定了武士叛乱的第二年，陆军勋爵山经信朋发表了“军人训诫”。 其中强调了。
我国自古以来武士的忠勇为主，当然。 但是，因为忠臣勇士的龟鉴，世上没有没有的东西……我日本帝国的人民，以忠良骏勇的名义闪耀在近邻，我的史乘上有着显著的记载。 所以，勇敢者，我要等待祖先传来，我要等待血脉固有的遗物，永存，传宗接代，不要因为不忠卑鄙的污名而伤害祖先的遗物，这也是我心中的。
在这本《军人训诫》中有两个重要新闻点。 一个是转换武士道的职业主体，从武士阶级变为“日本帝国的人民”，另一个是强调“已故忠勇者、我等祖先传授的”，以“古来”的形式明确了最初的东西。 这本《军人训诫》标志着明治政府开始用“新武士道”代替“旧武士道”来构筑民族国家共同的记忆。
由于性格上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西乡隆盛被认为是武士的典范
明治15年，以天皇的名义发表了《军人敕谕》，除再次强调“新武士道”外，与猛烈抨击“旧武士道”、崇拜西乡隆盛的社会思潮对比，这“敕谕”包含着严厉的斥责。
自古以来，或立下琐碎信义，或迷失于大纲的顺逆或正义道理中，守私情信义，为英雄豪杰，可惜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其例不少，应深深警醒。
《军人敕谕》的发表是在经济上根除武士阶级存在的基础(废藩置县、秩禄处分)，废除武士阶级在政治上生存的暴力特权(废刀令)，最后消灭了肉体上也不服从的顽固武士(西南战争)之后，明治政府对旧武士道的破坏。 明治政府建立的“新武士道”保留了武士道的名字和外观
西南战争时代，明治政府把反抗的武士从肉体上消灭，驯养了活着的武士
为了真正做到人民，明治政府组织理论家对“新武士道”进行了一系列的完善，1908年，山方香峰出版了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新武士道”，说“日俄战争是国民精神以武士道的形式绽放出最美的花”，是新武士道。
明治政府发明的“新武士道”被广泛而高效的基础教育系统灌输给了全国人民
占据喜鹊巢的军国主义武士道篡改了旧武士道中不符合自己意志的优越性。 满清在19世纪表现出的一系列衰退、堕落、消沉的状态，使日本原本对满清的慎重、防备态度变成了歧视和蔑视，由于国家道德衰退武士道中有许多国家的思想，使日本的“历史发明家”感到不自然和耻辱。 的儒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剥离“新武士道”和“旧武士道”的儒学基础，与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书相比，武士道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井上哲次郎对此进行了批判。
阳明学……和武士道的迅速发展没有任何关系
自欺欺人，主张“(武士道)笃于实行，与王学(即阳明心学)相比，优无劣”，与武士道“去儒学”之后的空洞现象形成对比，井上哲次郎认为武士道的核心是“皇道武士道或神道武士道” 适时而死”的观念差异很大，为了抵消西乡隆盛这个旧武士偶像巨大的社会影响，明治政府无限制地拔掉南北朝时代为保卫天皇而死的武将楠木正成，于明治5年建造了祭祀楠木正成的凑川神社(又名楠公社)，1904年东京美术学院的学生，
在耸立在皇宫大门外的楠木正成像中，千万日本兵死于“七生报国”
七、只有4美分的生命和武士的幻觉
至此，明治政府完成了对旧武士阶级和旧武士道德的破坏，以及新武士阶级和新武士道德的重建。 所谓“新武士阶级”，就是“天皇陛下的军人”，是被武士阶级压迫一千多年的平民阶层，经过江户时代200多年的武士道熏陶，终于获得了明治时代梦寐以求的武士身份，所谓丰臣秀吉时代，期待着主君和恩赐，明治时代的平民们持枪为天皇而死，翻身， 也就是说，只要愿意成为“天皇陛下的武士”，明治政府教给他们的“武士幻觉”就让他们觉得拥有古代武士生杀任的特权，他们在军事扩张中，赋予了古老武士阶级花了他们几千年的恣意权力，赋予了侵略国的人民。
皇军”建立初期，这种“武士幻觉”还不明显，甲午战争和之后的辛丑拳乱，日军展现出的一系列与西方军队相似的优势，也被西方媒体所称赞。 但是，随着日本政府非常尊重“新武士道”，对军队行为意识的放纵，主要由平民组成的“皇军”开始以武士的姿态将曾经遭受的各种不幸加入到被侵略国家的土地上。
日军早期的目标不是“武士化”，而是获得与欧洲军队对等的地位
对比纳粹德军和日军在战争中的暴行，除了两者共同的人性恶行外，前者的暴行大多表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即“我被命令作恶”，后者的暴行常常缺乏组织性，像用放大镜烧焦蚂蚁一样，恶童式的随意、随意、随意。 如果进一步注意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暴行，就像是为了炫耀权威和测试刀剑的锋利性而进行的无意义的杀戮、开玩笑的破坏、无目标的掠夺、报复性的纵火，其实和几百年前战国时代武士在战争中对日本农民的事件差不多。 这些“天皇陛下的武士”只不过是将“主君的武士”对他们施加的残酷加倍给其他国家的农民。
与纳粹经常计划的屠杀和破坏不同，日军的暴行常常没有明确的动机和目标
为了加强这种“武士幻觉”，日本政府为了确立“皇军”和古代“武士”的精神和文化联系，1933年，荒川五郎、栗原彦三郎等提出了在东京下院复兴日本刀剑的提案，重新审视了日本以前流传下来的精神和文化。 为了进一步强化“皇军”的“武士幻觉”，国内观点认为是受喜峰口之战的影响，但其实这个提案只不过是喜峰口战前经过长期酝酿和讨论，中日在喜峰口爆发的白刃战加速了这个过程。
画面右上方，反映了日军当时配备的西式军刀被29军官兵的太刀砍掉的情况
但是，尽管都是“天皇陛下的武士”，阶级和出身却悄悄地出现在“武士的象征”上。 旧武士和贵族出身的军官把祖传的刀装在军刀的刀装上，明确了自己的身份。 这些刀都是用日本玉钢以前流传的工艺锻造的，为下级中士、曹长的95式军刀用“陆军规格刀剑”分发，但这种日本刀的“铁棒”(指不经过“本锻炼”而由工业钢切削锻造成形的油淬火机理刀)
95式士官刀和以前流传下来的武士刀相似之处很少，但给下层士官们带来了武士的幻觉
卑微的中士和曹长们化身为在古代战场上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武士，仿佛在敌国土地上任意杀害敌人的军人和平民，斩首俘虏一样，实践着数百年前武士的“斩杀御免”(武士可以斩杀无礼的平民)权力，展现了自己“武士的幻象”。 战后的日本退役军人在回忆录里写着。
天皇陛下的武士成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不管对错都被砍死了。 后来看到联队的人像牲畜一样在太平洋海岛上被杀，我意识到我们的生命不过是4美分的邮票。
尸体充斥原野，震撼士兵的内心，他们开始反思“武士道”和生命的意义
“武士道”作为武士阶级特有的道德伦理，在江户时代定型后，经过200多年的儒学教育，逐渐深入人心，终于成为明治政府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构建共同记忆的原始素材，表面上武士道精神上升了国家道德，发扬了光，但实际上这个过程 明治政府培养的历史发明家们创作的“军国主义武士道”，表面上看起来像旧武士阶级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但实际上是建立在旧武士阶级的鲜血和骨头上的虚假面具，“天皇陛下的武士们”张开脸颊时，大多是死去的农家少年的面孔，他
后述:
音速雷暴队
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看的日本反战动画《音速雷暴队》。 在动画中被驾驶樱花导弹(装备火箭发动机的日本自杀式炸弹)的日本飞行员的梦想是30年后将人类送上月球，拦截日本自杀导弹战死的美军飞行员的梦想是30人成为世界第一的漫画家。 动画片借着日本士兵的口说:
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如果还活着30年的话，一定会发生很多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