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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汉学是一个锅，里面可以放各种鬼神。
1.
五四运动后几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鲁迅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触怒了“伪”的气氛。他批评当时爆发的所谓“国学”，无非是两种:“第一，商人的老人们重印几十本旧书来赚钱；第二，外国市场的文学作家出版了几本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前者是一群整天呼吁复兴中国研究的人。其实，目的是靠卖国学赚钱(为老人做精装书赚钱，为穷学生做旧书赚钱)——“商人的旧书是书的古董，他们的重点不是书，而是古董。这位老人很富有，或者他只是为了娱乐而聊天，这位商人从中获利颇丰...聪明的商人不会放过学生的钱，所以不要用劣质的纸和墨水印刷任何“精英”或“大全”。"
后者是一个整天写“非常爱”和“蝴蝶和鸳鸯”古体小说的人，但只是为了取悦读者(他们可能也不懂国学)，然后在商业销售中分得一杯羹——“他们所谓的国学是‘拆毁白色的东西无处不在’，而最重要的是上海角(中间省略)不怕浪费笔墨为那些想读它的人编事实和写小说。
简单地说，鲁迅批评的核心是，当时人们所谓的提倡国学，不是真正提倡国学，甚至不是真正提倡国学。
然而，他可能没有想到，过去卖国学的商人只卖高价的“假古董”书籍。近百年后的今天，现代商人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产业链，甚至建立了所谓的中国研究学校。如今，也有所谓的古代习俗。令人有点尴尬的是，他们甚至批评“曹雪芹，谁有强烈的现代性意识，李太白，屈原，谁难以呼吁优雅，和李清照……”
2.
郭雪到底是什么？
不管怎么说，如果问鲁迅，那绝对不是弟子的规矩。写《门徒规则》的李毓秀可能不敢宣扬自己。毕竟，老孔子的四大天王中没有一个，庄蒙说他是中国学的发言人。更不用说孙楠送子女求学的华夏书院所倡导的《孝经》和《黄帝内经》。
《门徒规则》和《孝经》中“孝与仁”的核心只是为以前专制社会的人们建立阶级和等级规范。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所谓的有序、绝对服从和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父母想让他们的孩子成为傻瓜，要么孩子就是傻瓜。
导演李安访谈
汉学的概念诞生于晚清，中国人首先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家和国家的概念。在此之前，学术界被分为派别和朝代。当你在文化界谈论“国学”时，人们会问你:你想谈谈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吗？或者你想谈哪一个？儒家思想？道教？还是佛教？
1898年5月，戊戌变法达到高潮时，晚清重要官员、洋务派著名代表人物张之洞写了一篇《劝学篇》，号召人们“以旧为体，以新为用”，这是近代新文化发展中国内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张之洞的“新老学”理论到新文化运动，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学”概念应运而生。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院”，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孙楠的子女就读的华夏研究院院长易静宣称自己是张之洞的曾孙女，并决心严格遵守“复兴中华文化”的家训。
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之门”出版了《国学季刊》，邀请胡适教授为其写一篇介绍。胡适首次界定了国学的概念，称“国学”是“国学”的“省名”。“民族遗产”一词源于章太炎的《论民族遗产的平衡》。
然而，胡适定义的概念内涵过于宽泛，当时学术界并未采纳。毕竟，中国的“民族遗产”太复杂了，包括古代的社会制度、文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服饰……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更不用说什么可以学习，什么糟粕应该丢弃。
3.
事实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汉学”的另一个定义——“中国固有学术”达成了共识。在《国学季刊》之前，北京大学也有一本由学生创办的杂志《国学》，其宗旨是“繁荣中国固有的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