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7135字，读完约18分钟
当今中国人的科学概念有两个突出的优势。 一是以“科学”作为任何行业正面价值评价的标准，这是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工作的结果。 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这与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国实用主义文化由来已久有关。 要真正理解“科学”，我们必须进入西方语境。
两种基本用法
“科学”是当今国民熟悉的、妇女和儿童熟悉的词汇，但其含义相当模糊。 在不同的语境中，它指向了非常不同的含义。 总的来说，现代汉语的日常用法中有两个基本方面。 一种用法是指科学家或科学技术人员，指该事业为“科学”的体群及其所从事的事业的社会事业。 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科教兴国”的国家战术，这里的“科”字，也是这个意思，是指依靠科技专家和他们从事的科技事业来振兴国家。
另一种用法是指某种价值评价。 “科学”总是指正确、正确、真正、合理、通情达理、好、高级。 我们说“你这样做不科学”，就是说这样做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不应该的。 例如“决定科学化”，就是决定合理化，不能主观上勉强。 例如“科学快速发展观”，是指某种合理平衡的快速发展观，是纠正某种唯gdp主义的快速发展、枯竭抓鱼结果的快速发展、两极分化的快速发展等。
简单地说，对于“科学是什么”的问题，第一用法是“科学是科学家们干的事件”，第二用法是“科学是好东西”。
为什么“科学家们做的事件”是“好东西”？ 为什么指某个事业的用语，具有某种正面的价值评价功能呢？ 这是因为这项事业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正面印象。 要弄清楚这个事件，有必要回到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上来。
科学:夷的长技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史(李泽厚语)。 所谓“救亡”，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国人随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因为由此，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主题。 “启蒙”是指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自古告别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引入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需要建立合理的思维方式和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人的现代化是“启蒙”的核心拷贝。
对“救死扶伤”来说，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西方的“科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仍然是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国。 根据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家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到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9%，这个特征直到1895年才被美国超越。 也就是说，在西方与中国交战的头半个世纪，中国一直是经济强国。 但是，这样的经济强国为什么会败在列强手里呢？ 要说为什么，那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不行，国富而兵不强。 兵力不强也有两个理由。 一个是军事制度落后，另一个是军事技术落后。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很快意识到后者，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抗击敌人取胜的法宝，“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强大的工业和现代化的科学和技术体系。 因此，从1861年开始，清政府的开明势力在全国发起了“以师夷长技制夷”的社会改良运动，历史被称为“洋务运动”。
林则徐在1842年的信中说，西人胜利的原因是兵器先进。 “他的大炮相距十里，如果我够不到他，他的炮会先到达我，器不良。 他是内地的一方的一方的一方 较高的一方较低的一方于1844年出版 曰:以夷为攻夷而作，以师夷之长技为夷而作。 ”。 “夷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正式提出“以师夷长技制夷”的口号，同时规定夷长技为“船坚炮利”和军队建设管理之技。
夷对长技的信仰与所有近代史相勾结。 这也是中国人民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 落后是指军事技术上的落后。 军事技术的尊重，至今仍支配着中国强国的梦想和潜意识。 对航母、宇宙飞船的渴望，依然是今天的全民共识。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饱受欺凌和屈辱，对西方军事科学技术及其背后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褒贬不一。 这是中国人“科学”观念背后不可忽视的背景。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中国人心中科学技术不分上下，科学技术混用，科学技术混淆。 普通中国人对科学情不自禁地使用“科学技术”一词，但一旦说到“科学技术”就是指“技术”。 政府也一样。 事实上，中国政府没有“科学部”，只有“科学技术部”，科学技术部是技术部或技术经济部第一。 如果进行调查，就会发现现代中国最标准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 因为他代表着强大的军事能力。 人们喜欢传达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堪比五个师的兵力。
科学:来自日本的西语
“科学”并不是中文固有的用语，也许可以攀登古文献中罕见的“科学”字，但意义一定是“科举学”。 而且即使指的是“科举学”，也很少出现“科学”。 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这不是古代汉语的一般词汇。 现代汉语中广泛采用的“科学”一词，其实来自日本，来自日本人西文science一词的翻译。
在日本的文案中使用了很多汉字，但是发音和中文不同，意思也很远。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不是直接向西方学习，而是经由日本这个二传手。 理由大致有三个。 中国缺乏西方语言的翻译人员。 另外，以前中国太拘泥于文案，很多西文着作不能直接翻译成中文出版发行。 虽然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但他们的中文水平还不足以独自负责翻译事业，所以当时的翻译是传教士和中国文人合作进行的，大大限制了西文着作的汉译规模和进度。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引进西学早，而且日语吸收外来语能力强，西学日化事业迅速且规模大，再加上日本离中国近，留学生多，近代中国人借日本向西方学习。 第三个理由，也许是最重要的理由。 中国人看日本的文献很容易，即使是完全不擅长日语的人，看日本的书也能大致明白。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乘船读日本小说，发现汉字满满，意思也差不多，于是在日语基本不通的情况下开始翻译日本小说。 说是翻译，也只是基本上照搬了日本人使用的汉字。 这样，在之后的10年中，中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热潮。 它容易学，效果快。
从很多日本学到的结果是，近代汉语受到日本语言的很大影响，很多西方学术用语从日本转向了日本。 有人认为现代汉语的人文社会科学用语的70%来自日本。 这些术语大量充斥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一定深刻影响着汉族人的思维方式。 这个民族在文化基础和思维深度上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以这样大的规模和强大的力量基于日本文化，真的值得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反省。
已经有很多人从一些角度提出了一点学科译名上存在的缺陷。 比如“哲学”翻译西文的飞利浦，没有翻译西文“爱”( philo )“智慧”( sophia )的意思，相反，“哲”是“聪明”，“哲学”是“聪明学”，这里 在《大学》的开头说:“大学之路，明显在德，在亲民，止于至善。” 这有西方人爱智慧的意思。
虽然当时对大量使用日语翻译的词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这些批评都着眼于日语翻译的词汇实际上完全偏离了中文本来的意思。 他反对将economics翻译成“经济”，主张将其翻译成“会计学”。 “经济”本来是“经济用”“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因为economics反对将“society”翻译成“社会”，主张翻译“群”，把“sociology”翻译成“社会” “社会”本来是“乡村社区祭神集会”的意思，因为society的含义更广泛、更抽象。 反对将“飞利浦”翻译为“理学”，将“metaphysics”翻译为“玄学”，将“evolution”翻译为“进化”的主张翻译为“天演”。 但是很遗憾，严译用语最后是否被抛弃了。
暂且不说其他术语，我们这里要回归“科学”。 自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西方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将来自西方的science翻译为“格致”、“格致学”，或为了区别而翻译为“西学格致”。 那一年，徐光启用“格物穷理之学”、“格致”、“格物”、“格致学”、“格致之学”等术语称呼了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体系。 格致者、格物致知也是《大学》最早提出的学者课堂，也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认为后世人多用朱熹的解读，指的是“通过研究事物原理来获取知识”。 用中国文人熟悉的语言翻译西方语言，加入了太深的中国含义，而且容易混淆。 20世纪头20年，西学术语的翻译大致有三种方法。 一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译名，代表严格回归，二是直取日语译名，三是音译。 流行于五四时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音译，其中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的音译“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的音译“赛因思”。 最后淘汰的结果是，日译名词大胜。 今天的科学、民主、自由、哲学、形而上学、技术、自然等词都采用了日语翻译。 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志》中列举了《科学入门》和《科学原理》两本书。 大体上，“科学”一词作为英语中science一词的汉译首先出现在中文文献中。 梁启超、王国维、杜亚泉等人开始频繁采用“科学”一词，堪称典范。 特别是杜亚泉创立于1900年，编辑了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科学”一词从杂志创刊成为了science的定译。 另外，严格来说1900年以后也开始使用“科学”翻译science，影响自然也很明显。 20世纪头十年，“科学”与“格致”并存，但前者正在取代后者。 1912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全国废除“格致科”。 191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等创办了有影响力的杂志《科学》。 事实上，从这一年开始，《格致》退出了历史舞台，《科学》成为了science的经典译本。 《科学》杂志今天也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周光请来了院士主编。
将science翻译成“科学”显然不是这个词的原意，相反，使用“格致”更为恰当。 science本来没有分科的意义，表示“分科之学”的是别的词discipline (学科)。 但日本人还是扯上了西方科学的一个时代性特征，那就是从19世纪前的叶子开始，科学进入了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时代，走上了数、理、化、天、地、生、各自独立快速发展的道路。 日本人比较熟悉的中国学问，都是文史哲不分、天地人不分的通才之学、通人之学，所以他们的“科学”这个区分度高的术语翻译了西方的science，展现出了日本人精明的一面。
“科学”一词基本上沿袭了英语science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义，默认是指“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 )。 我们的“中国科学院”不是“中国自然科学院”，相反会增加“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等限定词。 这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和人文分离，同时越远最终走向“两种文化”的实际情况。 这样，现代中国人通过日本人这个二传手，接受了19世纪以来以英语世界为基调的西方科学观念:第一，它是分科的，第二，它首先是指自然科学。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夷之长技”，再加上现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念第三，那就一定能转化为技术力量，首先提高军事技术。
这种“科学”的观念不是西方历史悠久的“科学”以前传下来的“书”，毫无疑问只是“书”。 从这个“末”追溯到西方科学的“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科学:另类的意识形态
如上所述，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史。 在救亡运动中，科学被纳入为“夷之长技”，受到尊敬。 在启蒙运动中，科学将进一步上升为替代性的意识形态。 只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才能理解前面的问题。 为什么某种群(科学家)所从事的事业(科学)会直接成为正面价值评估的用语(“好”)？
近代西学东渐史也是科学从“技”变为“道”、从“用”变为“体”的历史。
即使在急需的救亡期，要大规模引进科学这一“夷之长技”，也需要恰当的理由，因为科学这一本质上属于外来文化的东西，与当地文化是不相容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文化尊道和粗俗的技术，常把新技术贬为“奇技术淫巧”。 因此，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作为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指在维护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社会制度的同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来处理民生问题。 或者可以说精神文明取的是中国以前传下来的，物质文明取的是西方现代的。 或者，中学主之内，西方主之外。 中学身心、西学应对世事。 但是，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人认为光学习军事技术是不够的，也学不好，必须先学习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学、化学等在内的西方科学理论。 要好好学习西方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掌握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方法，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必然挑战中国以前传下来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以前传下来的东西。
洋务运动在近40年间，上述逻辑逐一发挥作用。 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时，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各方面的落后，政治制度、人民素质、思想从以前就传了下来，需要进行革命性的转变。 这个时期，对自古流传下来的文化的怨恨，成为了有志之士的共识。 文化虚无主义逐渐开始笼罩中国的思想界。 此时“西体西用”的思想开始占上风，取代了以往的“中体西用”。 在这个“西体西用”中，科学始终处于核心位置。 这里的“西用”是指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西方技术，“西体”是指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做法论。 回归严阵以待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历来文化中流传的缺点，另一方面又开始基于科学构建自己的救亡图强系统。 从严谨、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这些启蒙思想家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创造与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人文和社会思想体系不同的东西，但他们偏偏以“科学”作为他们立论的基础。 为什么？
中国历来要求文化价值体系全面破产后，产生巨大的价值真空，客观上替代新的价值体系，科学作为西学中国人最钦佩、比较熟悉的部分，从“用”到“体”、“ 当然，中国也有以前流传下来的“致用”思想在起作用。 因为与西学的其他东西相比，科学似乎是最能处理问题的。 胡适说:“西方近代文明精神面貌的第一特色是科学。” “我们也许并不是轻易相信神万能的，但我们相信科学的做法是万能的。” (《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态度》)科学脱离了具体的研究事业，上升为一种信仰，从此作为影响了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的强大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1923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写作的序里这样说道。 “这30年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尊严地位。 不管是不善于理解的人，还是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开表示轻视他、侮辱他的态度。 那个名词是“科学”。 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是否值得是另一个问题。 至少可以说，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以新人物自居的人公开诋毁“科学”。 ”。
《科学与人生观》是收集了在当时有名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历史上也称为“科玄论战”)中发表的论文的论文集。 这场争论以科学派的大胜告终，也宣告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牢固确立。 事实上，这种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在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已经非常鲜明和突出。 在新学旧学、文化开明派和文化保守派、政治革命派和政治反动派之间，“科学”成为前者理所当然的旗帜。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以这样热情的讴歌科学，批判了中国以前流传的文化:“士不懂科学，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 ……农不懂科学，所以不选择种虫子的方法。 因为不了解科学，所以出租给土地。 战斗所需的东西，一个一个仰望异国。 商不懂科学，只会舍弃知识而获利。 ……医学不了解科学，不了解人身结构，不进行药性分解。 细菌感染了，更听不见了。 ……这是没有常识的思考，没有理由的信仰，想要根治，昏厥科学。 ”。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党党员们阅读中国古籍。 他说:“我也认为这本《大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的先驱，也是开创中国科学的先河！ 这个“大学”和“中庸”合起来定价，是哲学和科学的相互参与证，是心与物兼顾的最完备的教科书，因此被我称为“科学之学庸”。 ”。 (《科学之学庸》)
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 那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 在这方面，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可以和中国进步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 但是，不能和任何反动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我发现，无论政治观点如何不同，无论他们实际拥有多少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都默认了科学为“好”。 这就是现代汉语中“科学”一词第二用法的历史由来。
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区别
今天中国人中熟悉的“科学”一词，其实是日本学者翻译的英语science。 这个译名体现了近代西方学术和以前传入中国学术的重要区别，但science的基本含义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思想并不是以前传入的。 用中文“望文生义”的阅读习性来理解这句话，一定会有偏差——有可能过分强调分科的概念。
当今中国人的科学概念有两个突出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将“科学”作为任何行业(无论是政治行业还是日常生活行业)正面价值评价的基准，这是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工作的结果。 第二个优势是，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倾向于将“科学”与“科学”混淆，“科学”与“技术”混淆，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这是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历史遭遇。
为了真正理解“科学”，我们必须进入西方语境。 因为“科学”原本是来自西方的，是西方人特有的。
源科学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