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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李丹婕
从6世纪中期开始，突厥在蒙古高原崛起，凭借自身长于冶铁、精通骑射的技术，很快打败了自己的宗主，取而代之的是在漠北草原称雄，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突厥汗国，成为影响中古世界历史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土耳其汗国的历史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为552年至630年，一般被称为土耳其第一汗国，与中原地区南北年至唐王朝期间相对应。 在此期间，土耳其人还没有自己的文案，所以无法了解文案文章。 要了解其历史，只能依赖与其交往的周边政权的零散记载。 其中，汉文史籍几乎占据垄断地位。 较早的文献有《周书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等，后者是现存突厥汗国与隋的关系史最原始的史料来源。
《隋书》共八十五卷，卷八五为逆臣传，卷八一至八四为四夷传，分别为东夷、南蛮、西域和北狄，突厥位于北狄之一。 《隋书》由贞观三年( 629年)的唐太宗( 598-649年，626-649年在位)敕撰，魏征( 580-643年)主编，贞观十年所写，是真正意义上的官修先代史。 这个修撰的角度，不仅决定了《突厥传》在整个史书中的位置，也影响了其文案结构和文案。 因此，《隋书突厥传》可以看作唐王朝关于突厥与隋关系史的官方故事。
《隋书》(修订本)、[唐]魏征等撰，汪绍楹、阴法鲁点校、吴玉贵、孟彦弘修订、中华书局，2019年1月出版，6本，380.00元。
根据史四夷传文案格套突厥的起源和风俗概况，《隋书突厥传》的主体文案以突厥服从隋为线索，但全篇实际上并没有涉及双方的正面对抗，可以说由于突厥汗国内部的斗争，隋朝和平征服了突厥。 事实上，土耳其内部动乱的背后多是隋朝的外交干预，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长孙晟( 551-609年)。 孙晟在隋成立于上一年的580年，作为亲交使团成员，让北周娘娘公主嫁给土耳其人，得到汗水的认同，在草原上挽留了近一年，在此期间与土耳其人小可汗处罗侯结为兄弟。 根据见闻的经验，长孙晟明确掌握了土耳其高层复杂矛盾重重的人事关系，回到中原后，隋文帝成为应对土耳其问题最重要的顾问官，设计并执行了一系列外交方略，加速了土耳其汗国内部的崩溃。 这些谋略的实施，在《长孙晟传》中有很多记载，《突厥传》中看不到，但在这里，这两个文案有着明显的隐藏，密切的互文关系。
《隋书突厥传》的线索因省略相关细节而变得更直接，特别注重讲述隋文帝统治时期( 581-603年)突厥汗国的统治者是如何逐步、彻底臣服隋朝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传记被称为土耳其人的“无复制品”，但在土耳其人汗水与隋皇帝的交流过程中，文件作为重要的信息表达媒介。 因此，这些幸运的是，《隋书》中收录的档案性文件从措辞到功能都很有趣。 这些文件背后的土耳其人，并不是一般中原学者眼中残忍、野蛮、不懂礼貌的野蛮，反而能够巧妙地把握文件辞令的分寸和尺度。 当时草原和中原的统治者能够在心里正确地理解彼此释放出的各种外交信号的微妙含义，这些顺畅的和平往来，无疑包含着中古时代更广阔空之间范围内的几种通行的相互作用规律。
根据《隋书·突厥传》的记载，突厥可汗在隋文帝中占臣籍的过程前后持续了20年，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事件，第一个是开皇四年( 584年)的沙钵略可汗( 581-587年在位)在隋文帝中占臣， 二是开皇19年( 599年)启民可汗( 599-611年在位)臣服隋文帝。 两次都伴随着文件信息表达。
安伽墓( 579年)石头浮雕图像上的突厥人形象(左羽织者)，200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
开皇四年，沙钵略可汗在突厥内讧的逼迫下不得不向隋求婚，文帝同意收沙钵略的妻子北周娘娘公主为义女，改封隋的大义公主，以实现隋与突厥之间的政治婚姻。 沙钵略为此致函隋文帝。
年9月10日，由出生的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鲁设莫何始波罗可汗引发书大隋皇帝:从徐和平，到屈辱吴语，具温也。 皇帝是女人的父亲，翁，这是女人的丈夫，也就是孩子的例子。 虽然两个环境很特别，但是情义是一样的。 如今，古老的亲戚、子孙，乃至万世长存，上天作为证据，最终不会认输。 这个国家所有的羊马，都是皇帝的畜生，他有缨彩，都是这个东西，彼此有什么不同！
这封信写得简明、直接，但在细节上还是能看出很多心思。 开头的《辰年9月10日》，这个干支一字纪年的方法不是中原的方法，而是涉及突厥使用十二生肖系年，作为辰年的龙年对应的是农历甲辰年的584年。 接着是沙钵略可汗的称号，来自“天生的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也是整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沙钵略可汗在摄图，即出汗后，获得“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的尊号，关于汉文史籍拥有这样长的修饰语可汗号的记载，沙钵略居首位。 这是中古突厥语名称的汉语音译，“始波罗”一词根据唐中期学者杜佑( 735-812年)在《通典》中的解释，是“勇健”的意思。 《隋书》记载，在这个可汗号之后，“一人沙钵略”是对始波罗的异书。 因此，隋朝被称为“沙钵略可汗”。 这封信除了完善写砂钵略的可汗号外，还附有“来自生来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的相当繁琐的称号。 “天子”以前的修饰语由多个直白的汉语词组成，出现了三次“天”字，反映了突厥汗权天授的观念和沙钵对地位的刻意拔高。 “贤圣”是草原和中原共同尊崇的王者资质。 两个并列的头衔将沙钵略的身份改为“天子可汗”显然是有意的。 天子的名字看起来很普通，但中原社会不知道这个，也用来指皇帝，但具体用法略有不同。 根据《隋书礼仪传》，帝王印玺分为内外两套，内外称“皇帝”，对外称“天子”。 也就是说，皇帝的名字对比华夏，天子的名字对比华夏以外的世界。 用沙钵略起草文件的人应该知道这一区别，有时称沙钵为“天子”，称隋文帝为“皇帝”，或抑制自己的意图。 沙钵略虽然在称号上不输，但毕竟是为了与隋和睦相处，所以强调了沙钵略和隋文帝之间的新关系。 “皇帝是妇女之父，翁，这是女人的丈夫，也就是孩子的例子”，由于妻子身份的变化，沙钵略汗成为隋的女婿，在土耳其人看来女婿成为儿子。 尽管如此，沙钵还是试图用土耳其的羊马和隋的缄彩搭配一点马，依然不卑不亢。
文帝回信的开头写着“大隋皇帝李书大突厥伊利俱乐部设莫何沙钵略可汗”，自称皇帝，将“始波罗”换成“沙钵略”三个字，这些方法并无贬义，但依然称呼对方为“大突厥可汗” 回复说“(我是)沙钵略夫翁，今天一定是沙钵略共儿子”，也同意了双方因结婚纽带而结成的母子关系。 接下来，隋文帝以探望大义公主的名义派遣长孙晟等使节前往突厥，在可汗王廷经过语言游戏后，沙钵微微跪下来向隋召臣。 之后，沙钵略再次致函隋文帝，开头就变成了“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 是敢依赖危险，还是偷名字，现在感觉慕淳风，心中有路，屈膝智颜，永远肃然起敬”。 当时，沙钵略在国内遭遇严重的部族反叛，被迫逃往沙漠以南，受到隋的庇护。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在可汗号后面加上“臣摄图”两个字，承认“天无二日”，放弃了天子的称号，但仍要求保存本国衣冠习俗，“关于削袴解辫，遵守律令，习俗由来已久，需要改变。” 文帝接到这封信后，直接敕令说:“沙钵有点称雄漠北，很多历史年，百蛮大，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虽然去和，还是两国，但现在成为君臣，成为一体。 敕司肃告郊区庙、宜普颁奖天下、咸使知闻”，公开宣布对土耳其的直接统治权。
隋文帝
《隋书突厥传》中第二次突厥可汗臣服隋文帝的重要事情发生在开皇19年，当时突厥的突厥可汗(名染干饰)在国内政治冲突中被打败，长孙晟来到隋文帝封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 这是中文音译的土耳其语名字。 即隋文帝不仅有权任命突厥人为可汗，还有权授予对方突厥语名号，这一任命对漠北草原地区民众有实际号召力。 启民可汗获得这个称号后，特别表示谢恩，说:“臣起立，官名被推翻，改往日奸心，今除，事奉至尊，不违法。” “表”是臣下复写皇帝的官文书型，所谓“下言上曰表”表示启民自命为隋朝臣下。 仁寿3年( 603年)，突厥汗国内混乱，漠北地区与隋敌对的可汗崩溃，隋之手扶植的启民可汗成为当时草原世界最高统治者时，启民再次向文帝表示感谢。
隋圣人莫缘可汗，怜悯世人，如天覆一切，如地载一切。 诸姓蒙威恩，赤心归顺，部落归圣人可汗。 南方进入长城，或住在白道上，人民羊马填满了山谷。 干旱如枯木托起枝叶，枯骨再生讽刺，千百万世长和大隋典羊马也。
在这里启民可汗称文帝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并不是以空的形式来的。 在儒家观念中，圣人是对王者的尊称，土耳其人也推崇这种品行。 莫缘是自柔然的修饰语，意味着“富裕”，似乎与启民不断强调隋文帝养育之恩相符。 启民这样称呼隋文帝不止一次。 在文帝去世后启民可汗大业三年( 607年)呈献给隋炀帝的表文中，提到先帝仍被称为“莫缘可汗”。 事实上，隋炀帝也继续采用可汗称号，是大业七年元旦庆典，西突厥处的罗可汗在炀帝上寿时被称为“圣人可汗”。 这些记述表明，文帝曾经采用“皇帝可汗”的称号，应该显示出对草原世界的直接统治权，这无疑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唐太宗“皇帝天可汗”之名的先驱。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沙钵略、启民两位突厥可汗和隋文帝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信息表达，就可以从中发现其他方面。
首先，沙钵略和隋文帝之间的婚姻由敌对变成了友好，这种婚姻关系即使隋文帝封沙钵略的妻子北周千金公主为隋大义公主实现了。 与前汉前期中原嫁给匈奴，花高价嫁妆交换和平与平等关系的方法不同，在土耳其人与隋人的政治婚姻关系中，弱者娶强势的一方的女儿，通过婚姻寻求后者的同意和庇护，这是中古时期的惯例，土耳其人和隋人很熟悉。 土耳其刚刚崛起，还没建国的时候就曾向宗主柔然流汗求过婚。 另外，同时期的北周( 557-581年)也出现了同样的行动，为了在与北齐的对抗中取得特点，宇文泰( 507-556年)执政时开始与土耳其公主结婚，前后10年，北周武帝( 543-578年) 隋文帝扶持启民可汗的各项措施包括让安义公主和义城公主先后嫁给他。 发现，这是当时广泛承认的交往惯例，不同政权的统治者之间通过要求结婚或给予结婚来确立婚姻，形成母子关系。 玄宗( 712-756年在位)开元二十二年( 734年)对突厥第二汗国毗伽可汗赐结婚后，双方的文书往来中也有“卑下是儿”、“自为父子”等词语。 北周和北齐竞相援助突厥时，当时的佟钰可汗( 572-581年在位)发表了“让我孝顺南方两个孩子，为什么穷了”的言论，《周书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看起来都很傲慢，但 启民可汗要求隋炀帝改行华夏衣冠时，炀帝说:“但是仁慈孝顺，为什么要换衣服呢？ ”。 可见草原和中原的统治者对政治婚姻及其战术意义有着一致的理解，而且实施得非常轻而熟。 西突厥处罗可汗臣服隋代后，隋炀帝对他说。 “今四海已清，和一家一样，朕都想养活，做遂性灵”。 唐太宗在位末期总结自己的外交理念时说:“自古以来尊贵中华，贱夷迪，朕独爱，所以其种皆如父母。”唐太宗的话经常被引用，用来形容他。
陈寅恪:“关于唐高祖为土耳其请臣一事。”
其次是对成为臣子这一行为的理解。 众所周知，唐朝王朝的皇帝李渊曾经臣服于土耳其人，请求对方骑兵的支援，陈寅恪在《关于唐朝皇帝臣服于土耳其人的事》一文中专门论述了这件事。 高祖称臣的直接证据来源于《旧唐书·李靖传》中引用的唐太宗语，贞观4年( 630年)突厥汗国崩溃，李靖俘虏颔利可汗( 620-630年在位)，唐太宗向侍臣表示:“亡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为民， 中古时期，夷夏的区别像北宋之后一样严峻，向强权政权称臣是维持实力、求援的一般战略。 据说沙钵略最终接受隋诏敕，仰望臣子，不如说是权宜之策。 大业三年西突厥处罗可汗称臣隋炀帝也是如此，直接督促处罗可汗下定决心的，是隋使者崔君肃“无事惜臣，社稷为墟吗”的话。 据《隋书》记载，沙钵略可汗不擅长中文，起初不知道中文“臣”为何意，但经过人的解释，才知道隋朝的“臣”相当于突厥的“奴”，从而得了“大隋的皇帝奴”。 中古时代游牧社会的人类尊卑关系主要以奴隶形式表现，高昌国的例子非常典型。 7世纪初，玄奘去印度求高昌国时，受到王曲文泰的热情款待，曲文泰为了护送玄奘西行，特写信给宗主西突厥可汗。 其中写着“法师者为奴弟，向婆罗洲国求法，想成为汗怜奴隶”。 显然曲文泰以汗为主，自称奴隶，意味着受到对方的统治者和庇护。 由此可见，中原社会的君臣和游牧文化的主奴看起来完全不同，但双方要建立主从关系时，可以不劳而获地实现联系。 此外，曲文泰在信中称玄奘为“弟弟”，就像长孙晟和突厥处罗侯结拜兄弟一样，这种不同政权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在当时也很常见，但长孙晟的女婿唐太宗李世民却熟知这条路，与许多突厥政治家结成兄弟。
隋炀帝
最后，通过土耳其可汗和隋皇帝之间的文件往来，也可以看到双方语言的竞争和礼仪的竞争。 南北朝时代中原南北政权之间的使者相互作用和文化竞争众所周知，双方为了压倒对方，必须任命博学之士为使者，作出暂时的选择。 事实上，当时的中原政权和草原的汗国乃至其他“四夷”之间也有同样的情况。 无论是北周去土耳其汗国接阿史那氏，还是遣使娶女儿公主，使团成员都像迎接阿史那氏的使者一样，经过细致的选择，有唐高祖李渊的岳父窦毅。 因为他是勋功臣，贵戚，在朝鲜有很深的威望。 显然在和“北狄”交往的过程中，礼仪也同样重要。 文书措辞自然也是礼仪竞争的重要文案，沙钵以“天子”自居，称号上与隋文帝地位较高的行为是典型的，对此，《隋书》又提供了另一个生动的例子，见于卷八一《东夷倭国传》。 大业三年，倭国国王遣使进入隋朝，其国书开头写着“日出所天子致书日无处天子平安”的云，让隋炀帝非常不快。 但是，开皇20年( 600年)，倭国王以“阿每多利思比孤阿辈鸡弥”的名义派遣了隋文帝。 这句奇怪的话其实是拼写和语天皇称号的汉字，唐高宗朝( 649-683年)文人张楚金说:“阿辈鸡弥，犹华言天儿。” 很明显，隋初的倭国王已经以天子自居，不过随着中文理解的深入，发明了更通俗易懂的中文表达方式，但唐朝初期修造《隋书》时，史官并不了解倭王的称呼，所以《隋书倭国传》就称其称号为“隋书倭国传” 沙钵略的《来自天生的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和倭王的《日出处天子》等都是自制的中文名字，这些词是从哪里来的？ 唐高祖李渊( 566-635年，618-626年在位)曾经给过一个答案，见于记录李唐建国史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中。 当时，李渊为了得到突厥始完可汗的支持，亲自写信给对方，署名“某启”表示卑辞的敬意，但李渊的信使不明白这个意思，以为“不知道突厥的文案”，说“改成书” 也就是说，李渊认为土耳其可汗周围有很多熟悉礼仪的汉族人。 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因为沙钵说:“从天生的大突厥天下的贤圣天子出发大隋皇帝。” 这与匈奴单于给西汉皇帝的信中“在天地生日之月安置匈奴，出自与汉族交流的人之手”的说法相似。 这件事被记载在《史记匈奴列传》里。 指参与隋唐厥族与汉族交流的人。 但是，这些词的作者也不一定是汉族人。 启民可汗反复提到隋文帝的恩惠，如“怜臣”、“大怜臣”等，似乎不是中文习性，但高昌王写给西突厥可汗的信中也可见“怜奴”一词。 贞观20年( 646年)，唐太宗前往灵州安抚漠北铁勒诸部，数千名酋长共同向唐太宗发誓:“愿子孙孙长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 这里的“奴隶”是突厥人的用法，但“子孙孙”等词也和沙钵略、启民赋予隋文帝文书的一些词极为相似，很可能都是汉译突厥语。 根据《周书突厥传》，突厥人当时采用的文案“类胡”，考古发现也是6世纪后期突厥人曾经采用粟特文，而《周书高昌传》则是高昌国教授《毛诗》《论语》《孝经》的学校 因此，突厥可汗与隋文帝之间进行文件信息表达的，可能是精通中文的突厥人或粟特人，这从玄奘在西突厥汗国的经历中也可以明显看出。 玄奘到达西突厥汗国后，可汗下令在国内找懂中文的人，结果在长安找到了学了多年中文的人，他陪同来客起草了相关文件。 启民可汗为了迎接隋朝公主，前后遣使300多人进入隋朝学习礼仪，陪同玄奘的土耳其人一定也有同样的经历。
玄奘
总之，《隋书》的文案结构体现了儒家史观主导的中心——四夷秩序，但《突厥传》中收录的突厥可汗与隋文帝之间的文书往来表明，双方的相互作用并不在这个秩序之中。 在魏征等《隋书》的修笔者看来，突厥的“无耻、无礼义”、“人面兽心、非我民族类”，但突厥与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其实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竞争、协商的过程，双方之间的融通比冲突更 同样改编于初唐的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对突厥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土耳其使者康鞘利在受到李渊款待后，向同伴赞扬李渊道:“敬爱的人，大家都会敬爱。 天下敬爱，必为人主。 我看到它，人们都会感到自我尊敬。”之后，每次看到李渊，都越来越害怕，没有失礼。 温文尔雅记录了这一行，当然是为了强调李渊深深地聚集了众望，但也间接肯定了土耳其使者不俗的见识。 唐王朝去印度求法的高僧玄奘，也和魏征等学者一样，认为草原游牧者野蛮无知，但看到西突厥汗水精致的方帐和周到的礼仪，不禁感慨:“虽然是庐之君，但尊美也。” 这也提醒了我们，如果只能通过中文文献来看周边世界，特别是其中潜在的修史角度和文案结构，需要抱着批判的反思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