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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说的“东西”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 地理概念的“西洋”就像天下观的“中国”一样，如果西洋人不承认，就会说“地球是圆的，中国在哪里？” 现在，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回答。 地球是圆的，“西洋”在哪里？
要知道的是，东西也是相对的，有时连“西洋”也很难确认。 例如，谁能想象希腊曾经也属于“东方”？ 文艺复兴以前的天主教世界观将希腊文化纳入东方学的范畴，将希腊化世界的基督教称为“东正教”。
如果连希腊都不是“西洋”，“西洋”从哪里来？
一
罗马人以希腊为他们的老师，但罗马成为教皇的地盘和拉丁化运动的中心后，与希腊化世界划清了界限。 罗马天主教的拉丁化运动排斥希腊化世界，承认希腊化的基督教为“东正教”，但希腊已经“东方”化。
在希腊化的世界里，“东西方”的冲突还不具有文明性质，希腊文化的源头来自东方，所以文化上“东西方”本来就具有统一性，一体化，可以化“文化上的好东西”。 看到这一点，亚历山大东征除了继承希波战争的历史置身于希腊正统性之外，还由达成世界统一性、实现亚洲一体化的文化理想和哲学使命驱动，将老师哲学带到了东方。
而且希腊化城市与希腊哲学一起出现在“东西”文明的交汇点，从尼罗河河口的亚历山大到帕米尔高原的巴克特里亚，分布着“文化良好”的城邦。 这是东方法王朝统治与希腊化城市自治相结合的、新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政权形式——王朝联邦制，专制王权与民主制度竟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法统一起来的。
亚氏是帝国，情况如《荷马史诗》，身份至尊如“万王之王”阿加门农，人格高贵如美少年阿喀琉斯，这两者本来有冲突，但亚氏统一了它们，哲人之王终究与英雄不同。
王权有神性，王权是神权，国王是神。 于是，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和东方王权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哲人王获得神性，首先被赞美为神，接着自己也自命为神——我是神！
只有神才能赋予历史统一性，最能体现其统一性的只有货币。
我们知道货币流通是基于信用的，但信用的根本在于认可。 认可的最高形式是信仰，信仰的对象是上帝。 所以，希腊城邦的货币铸造由守护神铸造，亚氏神化后，也自行铸造为货币。
亚氏造币所需的金银，多取自波斯帝国原有的储量。 王权好金银，常被埋藏，是城邦的重币，求流通，亚氏将金银全部铸币，用货币经济造就了他的希腊化世界。 希腊化货币始于公元前4世纪末，始于萨珊王朝和阿拉伯帝国的交汇处公元7世纪，累计流通了数千年。
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贸易圈，被他用战争和货币的双手促进了。 在西边，形成了以希腊化为中心的地中海经济贸易圈。 在东方开辟了连接“东西”的丝绸之路贸易带。
这个“一带一路”是希腊化的世界格式。 从战争的边缘，用货币催生，用文化迅速发展。 或者说是希腊化世界，不仅仅是帝国的存在，也是为了亚氏本人，以货币流通和文化普及为标志。
二
要问希腊化的始末吗？ 如果是亚先生个人的话，但是十年了。 从公元前323年亚氏去世到前30年希腊化的最后一个王朝灭亡，还不到300年。 把它们加起来，也只有300年。 王朝本位不如货币本位，货币论有一千多年。 货币本位不如文化本位，如果是文化论的话，从古到今，不到几千年。 罗马人向希腊学习了，这不是希腊化吗？ 罗马帝国兴起于希腊化的世界，不是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吗？
然后是《东方》，我们从阿拉伯文化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帕米尔高原上，在被埋没的希腊化世界的城邦遗迹上，看到了再现的亚里士多德手稿……这不就是希腊化吗？
希腊化世界的中心是“东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曾经在“西洋”中消失，当这种哲学再次被“西洋”发现时，“西洋”也被希腊化了。 希腊化标志是文艺复兴运动，希腊文明回家了。
“西洋”认识祖先，保持希腊文明的根基。 正如英国诗人雪莉所说，我们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都在希腊。 德国诗人歌德也曾说过“永远学习希腊人”。
这样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新的希腊化世界。 “西方”从拉丁化向希腊化过渡，没有“全面希腊化”，而是以“西方”的标准取舍希腊化的世界。
“西方”认同的希腊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是神话、史诗、悲剧、哲学一起绽放的“雅典中心主义”的希腊，是在城邦打败帝国，用民主主义打败君主，用法治取代独裁的希腊。 所以，“西方”人写希腊史通常只到亚洲东征和罗马人摧毁希腊柯林斯城在希腊建立统治为止。
19世纪，英国人格罗特着12卷《希腊史》( 1846-1856年出版)强烈推荐雅典，成为“西方”承认的标准。 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不再吸引网民，不再是世界的统治者，不仅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开始消失，天才也开始凋零，甚至完美的文学和秀丽的修辞也越来越差。 于是，他不想再写下去，对希腊文明的认可迄今为止，无视了亚氏东征留下的希腊化世界的遗产。
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的败北，他特别哀叹希腊，自由的光辉消失了。 在其心中，马其顿人只获得希腊文化的皮毛，不是野蛮的，而是雅典衰落后兴起的政治动物，随之在希腊化时代，陷入了古希腊文明的衰退期，不值得研究。 但是，雅典衰落是说古希腊衰落了吗？ 未必如此。
我们只要“西方”认同，抛弃“雅典中心主义”，希腊思想仍然如此辉煌，在希腊化世界中，我们看到理性精神依然高高在上，只是思想中心和学术根据地移动，回到了东方的发源地。 在尼罗河河口所在的亚历山大里亚，动荡不安的雅典搬家了，在希腊化的世界里重新定居并绽放光芒。
要讲文明轴心期，不仅要靠原生文明，更要靠文化的快速发展来检验文明的普遍性。 希腊化世界的形成，说明了希腊文明的普遍性，在世界希腊化和希腊世界化的相互作用中使希腊文明迅速发展。
承认“西方”基于“雅典中心主义”，只承认“世界希腊化”，排斥“希腊世界化”，大力进行“东方化”。 希腊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源头，“世界希腊化”，也就是自由化和民主化。 与之相反，世界多为君主专制国家，“西方”拒绝“希腊世界化”，是因为在“东西方”的格局中，“世界化”，也就是“东方化”意味着君主专制，古希腊被“东方化”
去了“东方化”的希腊史，不还是完美的希腊史吗？ 当然，书写历史可以取舍，但文化可以断绝吗？ 更何况那个希腊化世界本来就是由“世界希腊化”和“希腊世界化”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有偏执的一端吗？
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体现在“世界的希腊化”和“希腊的世界化”中。 尽管“希腊世界化”有君主专制化的一面，但亚氏并没有在这方面改变希腊，而是将民主制和君主制共存于一个帝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用“一国两制”掺杂制度的国家统一为一个希腊化世界。
在自由民主思想普遍存在之前，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应该如何表现？ 如果去“东方化”，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不是也消失了吗？ 如果世界历史没有统一性，人类大同和世界和平还可能吗？ 如果这些都不可能的话，人类生存的意义和追求的目标不是就失去了吗？ 中世纪，天主教把这些都集中在上帝那里。 但是凯撒呢？ 不是说“凯撒的东西给凯撒，神的东西给神”吗？ 凯撒通晓亚历山大，想步亚氏后尘，重建衰退的希腊化世界，但没有出师，先死了。 之后，凯撒也归于上帝。
十字军东征的“东西”，是天主教的撒旦和神，东方属于撒旦，西方属于神，历史进程变成撒旦的游戏，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被世界末日的审判所取代，信仰结束了历史。
东征，就是所谓“末日审判”的意思，用“西洋”审判“东方”，就是穿着信仰的外衣，打着宗教的旗号，实施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缘政治，是“圣经”式神权帝国主义。
当城邦政治和市民社会结合的主权取代神权的民族国家出现后，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回到了希腊化世界。 “西洋”被希腊化了，希腊也被“西洋化”了。 “西化”的希腊史，成为了“东西”文明冲突的历史，“希波战争”成为了整个希腊史的中心。 本来希腊和波斯在希腊化世界和解，希腊真正的敌人不是波斯，而是趁着希腊东征帝国内乱从背后推翻了希腊罗马。 罗马占领希腊，取代希腊希腊化，东罗马帝国兴起于希腊化的世界，成为拜占庭东正教对西罗马天主教的国家。 这个帝国，还是君权神授，虽然比不上哲人王，但拥有希腊化哲学思想。
我们常说古希腊具有现代性，但从雅典中心主义来说，它并不是来自希腊化的世界。 希腊化世界的历史结束了吗？ 哲人王死了，帝国解体，王朝衰亡。 但是货币流通，世界还希腊化，货币流通也消失了，而且还有文化。 你是希腊艺术在佛头开花，跟着佛教，从希腊跑到中国来的。 一行人几百年，那时中国的西域，从汉到唐，希腊化世界，不是“东西”会所吗？
三
有人问过托比。 自古以来，你想去哪里？ 你住在哪里？ 汤说:去唐朝，住在西域。
汤比看着西域，接近圣城，看着现在的文明冲突，他想，那一年，他会在“东西”文明之际来到这里。 世界那么大，一国管辖不了，所以一国管辖不了。 世界热闹非凡，天下皆利往、自由、文明纽带——中国丝绸，以及希腊化货币，结合了“东西”中国式的世界化。
有敦煌，之后有佛罗伦萨，这两者是希腊化世界的奇葩。 希腊化艺术，不仅是佛像的方法，还被祭奠为“东方”，被文艺复兴运动带入基督教教堂，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天堂”。
从古希腊人开始，称中国为“塞勒斯”，亚氏东征，再进一步就进入了“塞勒斯”，但他不知道。 否则，越过世界的屋顶，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 他死后，帝国解体，西域留下希腊化的政治遗产，多个城邦小国散布在天山南北绿洲，也分布在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 如果亚走在世界屋脊上，看到哪座山，他会像汉武帝承认的昆仑山一样，说它们是奥林匹斯神山吗？ 也许，因为没有任何一座山，所以比任何一座山都更接近神和天。 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东西”会变成别的样子吗？
在汤因比关注西域之前，斯坦先生也是英国人，从英国跑到中国西域，运用希腊化世界的视角，很快发现了敦煌。 米兰遗迹因为发现“要制作一幅非常美丽有翼的天使壁画”，惊讶地说:“在亚洲腹地中心荒凉的罗布泊湖岸边，出现了这个完全经典的希腊模式天使。”
他在楼兰沉思着:中国古代伟大的商贸活动到底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供应如何维持？ 单就文明交流来说，这确实是极其伟大的成果。 事实上，中国古代政治上显赫的声誉、经济上丰富的产品资源和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远远超过了军事能力，这可以看作是精神上胜过物质的伟大胜利。
老鹰紧紧盯着文明的去处，看着不同文明如何冲突，如何和平共处。
关于西域，也要谈汤因比，不仅要谈“汤因比的选择”，还要谈“汤因比的谚语”:匈奴人是从西域雪山流下来的雪水，他们会流入中原这个“水库”，找到立足之地。 但是，当他涌向长城脚下时，却被长城挡住了。 于是，这大风越来越呼啸，呼声越来越高，绵延万里的长城一缕烽火持续了硝烟千年。 在顽强顽固地创造中国历史的能量没有耗尽之前，他们决不会回头，以免雪山流下来的雪水再次倒流。 我们读历史知道，汉匈奴后，唐朝有土耳其人，宋朝有辽金元，明有满蒙，喝马，以中原“水库”为主。 风水的流逝、王朝的更替、汉家的天下，终于被“匈奴”二轮了。
其实，《汤因比谚语》不仅可以说是中国式的世界，尤其是希腊化的世界。
在汉朝，丝绸之路上希腊化的城邦没有被匈奴奴役吗？ 汉族驱逐匈奴，匈奴逃窜，不就是像大雪崩一样席卷希腊化世界，最终瓦解了罗马帝国吗？
本来，西域考古带来的欧洲汉学复兴与东亚蔓延的西化思潮的相互作用，是世界范围内新希腊化世界与汉唐文明相结合的文艺复兴运动、错误、国际共运后的浪潮推动前浪、前浪死于沙滩、“东西”的相互作用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