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10203字，读完约26分钟
中国的道德和不道德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中国道德，是指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道德。 虽然当今中国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的道德至今基本上都是以前传下来的，大多数中国人遵守的是以前传下来的道德，如果他有道德的话。
其次，中国的道德底线是，中国人在什么情况下认为自己至少有道德，在什么情况下认为自己不道德，这条线划在哪里？ 底线是指做坏事的底线。 有些人同样做了坏事。 有人认为极其不道德，但利欲熏心，出于嫉妒和其他不道德的理由做了这件事。 这被称为突破了道德底线。 但是，有些人认为自己这样做不好，但还是要为了某种道德、道德的目的而做(例如“善意的谎言”等)，所以可以为道德辩护。 为了道德目的而应该做的义务(例如“亲吻”)，没有突破道德底线，或者说那是他的道德底线，但他认为自己在做坏事。
所以，道德的基础是道德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里的东西，我们不能说他的道德有多高尚，但他至少可以认为不违背人类的基本。 不管他是做坏事还是坏事，道德上都可以原谅。 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不良道德评价标准，到底有多差，或者以什么样的不良方式，在道德范围内，都不能说完全不道德。 好的是不用多说，但大家都是道德的，至少不是不道德的。 但糟糕的是，有些人认为不应该。 但是，有人认为应该这样做，也允许这样做，有人认为不道德——为什么？
中国道德的内涵
说到中国的道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所谓的“三纲五常”、“三纲六纪”、“五伦”，还有孟子和“中庸”说的“四端”或“诚”。 但这里需要进行一些细分。 “三纲”是指以君为臣纲、以父为子纲、以夫为妻纲的制度安排，从国家到家庭贯穿始终，具有政治意义。 比如儿子不服从父亲，父亲就说:“恰恰相反！ 没有王法吗！ ”笔者在这里考察的是道德基础，而不是政治设计。 但是，中国的道德自古以来就和政治没有区别，所以在讲道德的时候不说三纲毕竟不好说。 关于“四端”和“诚”，首先是指道德心，不强调道德行为。 虽说知行合一，但毕竟有不同的强调面，所以这里不单独进行主题的探讨，只在必要时提及。 因此，我们对“三纲”“五常”“五伦”“六纪”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三纲:董仲舒表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春秋繁露》)。 五常:董仲舒表述为“仁、义、礼、智、信”(董仲舒:《举贤良对策1》)。
五伦:孟子表示:“父子有父，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4》)使五伦和五常相对应，父子有父如仁之人，夫妻有别长幼秩序也有归礼之人。 加上君臣之义和朋友之信，只有一个“智”无法应对，所以好像是多余的。 于是将五常的“智”拉到五伦之外。 其实这里的“智”不应该理解为知识和智力，而应该理解为“略知一二”，也就是孟子“不学而发其能者，其善”。 不加思考就知道的人，其良知也是如此。 小时候，没有人不知道爱父母。 既没有那个长度，也没有不尊敬哥哥的人。 吻，仁也； 敬长、义也； 没有其他，就是我们的天下”(孟子:“尽意而上15”)。 也就是说，与后来张载所说的“听小知”不同的“德性之知”、“天德良知”(张载:《正蒙诚明》)，即使他没有什么知识，也是每个人都有的东西。 所以五常除了与五伦重叠之外，还讲“智”，即良知，它是总管其他四常，即五伦的归结点。 这不是什么知识，是“不假思索地知道”的良知，所有母子君臣夫妇的兄弟关系都要诉诸良知。 所以在《易纬》中安排了五者的位置，仁、义、礼、信属于东、西、南、北，“智的决定也是，所以中央是智”(《易纬干跳蚤上》)。
六纪:汉班固编撰的《白虎通义》中出现了“三纲六纪”的说法。 “三纲”是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六纪”，是指“诸父兄弟民诸叔师长朋友”。 并进一步解释说:“诸父有善，诸叔有义，民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古。” 其实上面所说的大同小异，只是更加强调了民族社会关系。
一般来说，上述行为规范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是医生、布衣人共同公认的道德标准。 当然，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和五伦中的“君臣有义”，第一是士大夫官僚们的官场政治道德规范，草民们还谈不上。 但是，草民也大致认同。 大体上是因为布衣也有可能成为官员。 “天下兴亡，匹夫有其责”，正是他们对君臣正义的认同感。 但是君臣关系是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无论是道德还是政治道德要求。 在皇帝消失的20世纪，君为臣纲和君臣有义的制度设计消失了。 但是君臣之间的道德规范并没有在官场消失，而是体现在政治生活的上下关系上，由于官僚人数的扩大，反而比以前更通行了。 在政治和官场之外，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是“五伦”中的其他四伦，或者是“五常”、“六纪”。 《白虎通义》中说“三纲法天人，六纪法六合”，这就像纵轴(政治生活)和横轴(日常生活)，指挥着中国人的道德坐标。
中国道德等级
在上述《三纲五常》、《五伦》和《六纪》中，论述了几个方面的道德，但这些德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个不同的是，它们的排列方式基本上是固定的，不能混乱。 只看三纲的话，君臣关系自然是第一位的，其次是父子和夫妻。 这是关于政治制度安排的。 但是，就日常生活的道德来说，首先第一位是母子关系，这是不可动摇的，君臣关系也是比作母子关系而成立的。 所以孟子说五伦，先说“父子有父母”，再说“君臣有义”。 其次是夫妻关系，但这并不重要。 只是说夫妻“有差异”。 也就是说，与家庭内部分工、男主外女主内、道德没有直接关系。 它在《六纪》里连位置都没有，直接下来达到了兄弟关系。 之后是师长和朋友，但这两者实际上是附属的。 因为它们站在与前面的项目相似的基础上。 师道尊严的原理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重老师为父，或者老师其实是父亲的延伸和助手，“养不教，父亲的错误”。 朋友相当于兄弟，只有能称得上兄弟的人才能称得上朋友。 所以说，说真的，五伦其实是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也就是一般被联系在一起的“孝悌”。 当然孝也包括母子关系，但是“夫妻有别”，所以夫妻纲、妻子在家里没有什么地位，对母亲的孝敬理论取决于父亲的份儿。 在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其实不需要特殊的道德，“没有女性就是德国”，只要追随男性就有德国，所有德国都是男性主导。 所以在《白虎通义》《六纪》中，提到“诸舅”“民”的，并不是妻子的事。
更不用说姐妹了。 孟子说“小时候，没有爱父母的人，也没有长，也没有尊敬哥哥的人”，为什么说“没有尊敬姐姐的人”？ “长幼秩序”不包括姐妹关系和姐弟关系吗？ 当然，但是当然。 因为姐妹毕竟不是自己家的人，所以将来结婚，成为别人家的人。 所以，她们的道德教育首先是成为妻子。 这对于维持自己家庭内的道德秩序不太重要，但对于她们结婚成为别人家的主妇却非常重要，其文案是服从家庭的男人。 所谓“三从四德”:“在家从父亲、媳妇从丈夫、丈夫死了从孩子； 妇德、妇容、妇言、妇功”、贞洁贤淑是指如何服从家庭中男性的父母。 正统道德中没有对姐妹关系制定特别的规范，没有提到如何解决教师和朋友的关系。 万一见面了，参照兄弟关系和他们师长的朋友关系做也不是认真的。 例如在《红楼梦》中，大小姐妹关系就比作结局零散的“宴会”。
由此可见，中国人道德中最重要的是孝，其次是悌。 悌也是孝派生的，其他关系当然也是孝派生的。 我们一般连呼“父兄”和“子弟”，证明哥哥来自父亲，弟弟来自孩子，悌本身就是孝的一种。 兄弟阎在墙上，本身就是不孝的。 从悌再宣传到朋友，朋友关系都是“哥道兄弟”，相当于兄弟关系。 更广泛的是《论语》中所说的“四海之内为兄弟”。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意味着世界上的所有兄弟都和所有人平等。 因为兄弟俩几乎相当于父子俩，不平等。 平等的话是墨子的“兼爱”，这被孟子痛斥为“禽兽”。 所以，这句话也不能翻译成西文。 因为西文的“哥哥”和“弟弟”没有区别，都是brother。 当时，珀尔翻译《水浒传》，翻译为all man are brothers，自己觉得很合适，但其实是误会。 基督教世界认为这就是《圣经》中提到的大家都是brothers，意思是所有人都平等。 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如果连兄弟之间都分不清，梁山的座位怎么排呢？座位不确定，必然会失去内乱、内部纷争、朋友关系。 刘、关、张的朋友关系最铁，是因为桃园结义时决定了世代，“不要求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希望同年同月同日死亡”。 真的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那还很困扰。 大家都像双胞胎。 谁听谁说？
所以，中国人的道德基础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上，它可以扩展到朋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上，通过“推送”向别人宣传，但存在致命的缺陷，不容易扩展到陌生人，也不容易扩展到敌人身上。 除非他们已经有一个过程，认识了自己，否则就是所谓的“一生、二熟”，或者说“不认识”，成为了朋友。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它就几乎无法应用这些道德。 孟子和齐宣王谈推恩，齐宣王说牛被拖在我前面，去屠宰场的时候看到浑身发抖，心里受不了，就被羊代替了。 孟子说羊和牛都被杀了，有什么区别吗？ 唯一的区别是看到牛的样子，引起了惠隐的心，但是没有看到羊的样子，就能被冷酷地杀害“君子远离厨房”(孟子:《梁惠王上7》)。 孟子认为向“天下”宣传“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是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看到了，就会引起同情之心。 其实不然。 年365日，你能每天拜访贫困吗？ 即使，你没看到的陌生人也占绝大多数，他们作为“羊”不会被关注，而是可以被宰杀。 我们无论是“五伦”、“五常”还是“六纪”，里面都有熟人关系。 君臣(今天相当于上下级)、母子、夫妇、兄弟、家族、朋友等，没有陌生人的位置。 在这方面中国的道德完全缺失。
对于陌生人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如何遵守道德规范，被称为“路人”。 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陌生人需要帮助，他既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朋友，我该拿他怎么办？ 当然我也推心置腹，怀着同情心一时心血来潮，把他当成我潜在的朋友也可以，但这不危险吗？ 万一对方是小人坏人，我帮了他，他却恩将仇报，反咬一口，谁能制约他？ 这样的例子今天在中国经常发生，几乎成了惯例，南京法庭以这个“常识”为判决案的依据，判决彭宇支付他帮助的老人4万余元的赔偿金。 甚至法官也认为没有人会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帮助陌生人。 反过来说，不帮助陌生人对中国人来说没有道德上的罪恶感。 中国人到了陌生的环境，他似乎没有必要在感受中遵守所有的道德规范。 只有利益是图，就像置身于动物世界一样。 反正无论做什么事件，“人”都不知道。 这个“人”当然是指熟人。 本来就是有礼貌的人，乡下人进城，中国人出国，可能会做点不道德的事，不觉得羞耻。 除非同乡、熟人、本国人知道。 现在中国人道德的崩溃，最重要的是，家族血缘的熟人关系得到了深刻的解决，人们背井离乡，进入了陌生人的社会，因此在旁观者看来发生了许多冲破道德底线的事件。 事实上，当事人本身并不认为这突破了道德基础。 因为他的工作环境不在以前传下来的道德基础的适用范围内，如果有可能回到原来的环境，他依然是道德的人。 我们不能把以前流传下来的家族血缘关系的这个道德体系应用于我们今天越来越陌生的日常生活，相反，这个道德体系成为了留给我们的、被不可估量的人利用的“弱点”。 谁会在错误的地方倒霉呢？ 所以，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在异乡和国外也专门刀枪匹马同乡和本国人，做不道德的事的人，似乎是他们“杀熟”的目标，环境变了，熟人也成了生者，所以世界上的人都是陌生人，也就是随便 尽管如此，如果他还说点道德的话，所有人心中的道德标准早就流传了下来。 只是，除了房子和小社团以外没有可以使用的地方。 相反，这种全社会的陌生人关系也会影响到家庭内部，家庭教育比不上社会教育。 因为这个家族之间从以前就流传下来的道德关系也受到了侵蚀。 随着孩子长大走向社会，不孝敬父母的现象比以前流传的社会要多得多，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内外缺乏道德规范。
中国人的道德基础
如上所述，道德基础是指最低的道德规范。 一个身体在其他方面做得不好，但如果在某些重要方面做得还不错，人们就会评价这个身体还很有良心，没有突破道德基础。 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孝道。 我们经常说“以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优先”。 因为有孝心的人可以从这种东西中培养其他方面的善心。 但是如果连这个都突破了，这个身体就无可救药了。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因为不孝而做了不太体面、备受指责、甚至犯罪的事，他自己在道德上可以“认为对”，实际上对他有点了解。 为了孝，他会做点坏事。 为了孝敬父母，他也可以做所有坏事，而不认为自己不道德。 在《水浒传》中，李逵抓住了取他之名砍下直径的李鬼，本来想用刀杀死他，但李鬼听到家里有一位90岁的老母亲要他养活，壮大了惠隐的心，放开了他。
从以前就流传到五伦的孝带来了其他道德规范，所以最好的恶魔必须是小张。 在本世纪初破门而入的张君枪抢劫杀人案中，张君背上了28条人命，他从小就是孝子。 他出身贫寒，兄弟姐妹很多，听说12岁时身患绝症的母亲想吃肉丸子，于是攒了一个学期的伙食费凑了5毛钱，走了30里路买了肉，自己给母亲做了肉丸子汤。 在江湖上，他广泛交流，讲义气，足够的朋友，受欢迎，有五个情妇放弃和他在一起。 但他不眨眼，杀了无辜的人。 之后在重庆被逮捕，被判死刑，临刑前记者采访了他，你说你今后不后悔吗？ 他抬起头说:“对不起朋友！ ’说。 另外:死在你枪下的无辜者，你也对不起他们吗？ 他保持沉默。 他当然知道自己的罪恶感，但依然觉得自己有自己的道德基础。 那就是“朋友有信”，任何死人都不是他的朋友，而是“路人”。 其实我们用中国道德的“五伦”和“六纪”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他都不合适。 除了君臣关系这一条对他这个江湖人没有意义外，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都做得很好。 他的问题只是不能“推送”，而是向陌生人宣传这些道德规范。 但是，推是孟子也不是道德上的必要条件，而是国王治国的策略(“天下在手”)，是古代圣贤所能做到的。 关于杀人，只要杀了《五伦》里的人，就不会参与基本的道德。 所以不必在意陌生人的死活。 他们就像孟子说的“羊”。 李逵为了拯救自己的“兄弟”，拿着两把板斧“砍下”无辜的人们，杀人无数，还被视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在以前传下来的社会中，只要有国王，天下人民都是他的“民”，所以即使是不认识的人，只要是一国人民，都可以互称“兄弟”。 这就是子夏说“四海之内有兄弟”的前提，此时的推送由大一统的“天下”观保证。 所以，自古流传下来的社会，如果不是兵乱，至少有一种形式的国王像周天子一样是天下共主的象征，就可以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报恩。 毛泽东时代无论如何，他都可以依靠自己的权威和号召力，在20世纪60年代带来“为了60个阶级兄弟”的全社会拯救死亡的壮举。 但是，到了21世纪，国王和准国王不再存在，也没有在阶级中划线，国民开始进入真正陌生人的社会，这些陌生人被排除在“五伦”之外，中国人的道德崩溃开始跌入谷底。 但是，从观念上看，这种滑坡首先发生在陌生人的社会，但在熟人中还是人们多次以前流传下来的五伦标准。 这也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自发回归之前传入的以及官方有意大力弘扬以前传入的道德有关。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回归和弘扬正好相反，并没有促进，而是抑制了新时代的道德建设。
例如，人们从幼儿园时代就反复被教导“世上只有母亲好”，认为加强孩子的亲情孝顺可以提高社会上相互尊重的风气。 但是，我没想到，从小就被家庭亲情包围的年轻人进入社会，对不认识的人变得那么凶残。 他们在家里可能是孝顺的儿子，是父母的好孩子，非常优秀，但在社会上是一大祸害。 除了前面提到的小张事件和后来发生的药家鑫杀人事件外，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李某等人的轮奸事件非常典型。 对于事件的初审和判决众说纷纭，笔者关注的是鸽子先生一连串为儿子辩护的发言，其中最震撼的是“母亲可以为孩子做任何事件！ ”。 难怪梦中的女人想尽一切办法，什么也不做，往受害者身上泼污水。 如果需要的话，我想她也可以杀。 就像薄谷为了“儿子的安全”杀了海伍德一样。 确实，很多母亲都会这么做。 但问题是，这样做道德吗？ 很明显，梦中的女人认为母亲为了孩子做任何事情都不违背道德，认为自己光明正大。 所以她那么有理，高调出镜，不仅没有一点道德负罪感，反而有种标榜和炫耀的味道。 孔子主张“父在子隐，子在父隐，直在其中”，流毒2000多年，影响至今仍在不断。 孔子这个基本辩护的人说西方法律也有容隐之嫌。 最近，我国刑法修正案中也增加了近亲容隐的条款。 这是孔子隐亲的基本“胜利”。 这种论调完全不可信。 笔者指出，孔子的隐亲大体上与现代法律的容隐条款有本质区别。 这是孔子大体上作为道德义务提出的，亲近隐不允许违反，违反是不道德的。 现代的容隐只不过是个人的权利，不是道德义务，做不到。 隐父母可以原谅，但不做也不是不道德的。 用这个来衡量梦中女性的行为，她当然有为儿子辩护的权利，故意隐瞒事实，也不会被追究，但她可以不这样做。 另外，如果不这样做，她可能会被认为是道德更合格的母亲。
可怕的是，她提出的这个大体:母亲可以为孩子做任何事件。 这大体上立足于“父子有父母”和“有父母”，强化母性本能。 网上有人反驳说，只有你的孩子是母亲生的，其他人的孩子是母亲生的。 这种反驳表明了接吻的基本自我矛盾性，即一位母亲为了对自己孩子的爱，可以伤害他人对其他孩子的爱。 一个孝子为了孝顺自己的父亲，可以阻止其他孝子孝顺父亲。 由此可见，它并不是适用于公共社会的普遍大体，它只适用于狭小的家庭内部的感情。 在公共社会生活中，它不构成道德基础。 如果将其用作道德基础，则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突破人类道德基础的恶行。 “为了……什么事件都可以发生”，什么事件都是不做任何工作的底线，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而且，这个公式还可以扩展到其他看起来冠冕堂皇的道德前提，那就更可怕了。 例如，为了爱国什么事件都可以做，为了国家什么事件都可以做。 纳粹灭绝犹太人计划、奥斯维辛集中营、侵略日本的“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都是在这样的道德旗帜下进行的。 所以日本人至今都把战犯的骨灰供奉在靖国神社。 其理由无非是他们为了国家、为了天皇献出生命，符合“君臣有义”的伦理。 二战后，德国人已经在深刻反省，他们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不能“任何事件”。 因为他们开始建立新的道德基础。 这个新的道德基础，在国家、民族、领导人之上，还有人类，破坏了这个道德基础，被称为“反人类罪”。 今天，如果不是为了全人类，就没有能够让一个身体发生“任何事件”的道德目标。 日本人还没有跨越国家和民族这条线，当然也没有中国人。
确实，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道德，特别是官场道德上，以前流传下来的君臣关系变为上下级关系时，沿袭了那种“忠”的道德规范，以前忠君忠于国家，现在忠于上级是忠于国家的。 ，在历史性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积极分子和驯服的工具，他们怎么会有道德上的反省和忏悔呢？ 因为他们有道德上牢不可破的“底线”为自己支撑着！ 这可以与纳粹死刑执行者阿什曼所表现出的“平凡之恶”相媲美。 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到处可见，有些人的法西斯情结依然以道貌岸然、豪气冲天的方法随时爆发、令人恐惧。
如何提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中国人的道德基础急需提高。 否则，现有的道德也将无法抵抗而没落。 根据现有的道德基础和伦理规范，强奸、杀人、抢劫、绑架漏洞、贩卖毒药食品、强行拆除民宅、环境污染等，似乎谁都无愧于“任何事件”。 除非是“自己人”。 只要各自对自己的上司、亲人、熟人负责，整个社会就会变成野蛮的丛林。 其根本原因是，我们自古以来认为道德基础的任何大体本身实际上都是极其狭窄的大体，它们局限于某个血缘集团和其中的身份等级，而且囊括了一切。 我们的客观行为与我们内心的自我感觉极端相悖，我们对他人犯罪，但自己的心却在说“纯洁”、“本质好”、“忠诚”。 因为我们没有违背“五伦”。 梦中的女人对儿子的辩护感到如此不可思议。 无论是儿子酒后驾车、无证驾驶、违章、打人还是轮奸，她总是认为儿子无罪，充其量是受到外面成人世界的引导和污染而“做了错事”。 儿子做了什么错事，责任在别人身上。 因为儿子在她面前确实很有礼貌，听话，很懂人意。 她不相信在外面儿子会像人们解释的那样成为横行街的“银枪小霸王”。 事实上，阻碍中国人提高自己道德基础的，是这种自我感觉良好，这种自我认识是“诚”的。
所以，为了提高中国人的道德基础，首先必须打破这种自以为是的“诚”的过度自信。 没有反省、没有怀疑的诚实，是幼稚还是虚伪？ 曾经流传下来的道德和心理基础正好是思孟学派的“反身而诚”，回归到孩子“不学而知、不思而知”的良知良能，回归到小动物天真的状态，主张以“赤子之心”为最高境界。 一旦达到这个境界，就不要反省和怀疑，要好好保护。 这种基于本能的道德心的道德，和动物本能并无太大差别。 所以梦中的女性，错的不是孩子，而是这个社会，她似乎更想回到动物世界。 但是，据统计，中国人诚心诚意作为好事情做的坏事，肯定比明知是坏事情要多、严重得多。 我们不知道，人的自我感觉是不可靠的，有感情，有良好的意志并不能保证身体成为有道德的人，除了感觉和感情之外，身体更重要的是有理性。 中国人要摆脱今天的道德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发挥人固有的理性，去怀疑和测试自己内心一直坚信的“纯洁的本心”，用理性来真正“认识”你自己。
其次，要找出中国以前传达的道德死角，并将其深入到本质的文化批判中去。 这个死角除了前面说的没有陌生人的地方之外，也是没有“敌人”的地方。 基督教有“爱你的敌人”一词，但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我们对敌人的一贯想法是“食肉的睡皮”、“有志吃胡俘虏的肉，渴喝奴隶血”，我们谁也不看人类，所以吃他们的肉不是人肉。 我们相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我方的残酷。 因为，所有政治上的主要问题都是分清敌我，我们作为敌人看到的东西，如果没有和谐的余地，就必须遭受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不使用超越其极点、人性的底线，就没有罪恶感。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大体上得到了中国就成了残酷的内斗的大体，反目成仇，以友为敌的大体，这其中有深刻的本土文化根源。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出身和阶级地位属于资产阶级，但他们为什么同情他们的“阶级敌人”无产阶级呢？ 不是平等地爱所有人的普世价值吗？ 如果没有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在哪里？ 基督教长期以来对待异教徒，他们遗留下来的这种普遍性大体上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提供了伦理资源。 “爱敌人”其实是“爱所有人”的表现，甚至敌人都必须爱。 其他人更是如此。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人类才能真正与敌人为友，不说人类大同，至少在发生利害冲突时能有平等的对话与谈判平台，而不是一时兴起暧昧与缓兵之策。
所以，今后，我们必须确立和陌生人或现在的敌人交往的游戏规则，并逐渐形成。 这就是公平正义的普遍价值，也就是我们新的道德基础。 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国际法、海洋法、竞争法和日内瓦公约等基本性质的公约。 这个新的道德基础的形成，依靠我们的理性克服了自己视野的局限，超越了“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视野，放眼整体，承认具有普遍的人性和普世价值。 中国传来的道德失去了面对和解决陌生人、外部世界关系的能力，这一事实从清朝干隆帝、加尔玛尼“礼仪之争”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但是当时中国人认为我们不需要外部世界就能活得很好，所以没有受到重视。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世界已经融为一体，这件事看起来尤为紧迫。 我们在国际事务方面吃亏、碰壁，哪个互联网愤愤不平，都一律用“阴谋论”、“敌我论”来解释，显得特别不成熟。 这不仅说明我们的文化中缺乏解决陌生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资源，我们在国内不仅不能协调生化人际关系，在国际上也更加不成熟。 我们从小就不是教着和陌生的世界交往，而是简单地警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拒绝和应对外部世界。 我们把所有家庭以外的人都暗中视为自己的敌人，赢不了就输，你杀了我活，连一个班的孩子都“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总是用不正当不公平、见不得人的手段牟取自己的私利，一时 正是这样的道德水平让中国人在世界上不屑一顾。 因为我们还停留在幼儿阶段，不用自己的理智。
无效的道德资源
从正面弘扬的道理来看，中国以前传下来的道德在道义上凛然，看起来天下归仁。 但是，从道德基础这一负面立场来看，明显的脆弱性只适应了以前流传下来的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静止的家庭血缘关系，而在今天扩大的不稳定的交流中非常适应生化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国际关系 在这些相关行业中，我们以前传达道德的资源不足。 这个不足是我们今天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的根本原因。 以前道德资源失去了比较有效的作用范围，但现实生活行业没有道德基础的制约，中国人在今天显得特别无力和不适应。 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建立健全法治之外，还必须在思想上、文化上进行更深刻的启蒙和反思，几乎涵盖和提高更广泛、普遍的人道主义传统道德层面。 这是当今中国知识界首先要做的最重要的理论工作。
作者=邓晓芒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