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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的两性关系在经历了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阶级对立”的漫长阶段和“女性撑起半边天”的短暂自豪之后，进入了新的困境。 历史表明，意识形态的作用强于法律、经济的力量，更有力地维持着男性对女性的统治。 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女性自我解放的诉求越来越明显，改变女性现有两性关系秩序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 但是，性秩序的改革创新只有在女性充分意识到自我存在、自我价值后，重新整合自身意识行为，用充分的信心和勇气挑战旧的话语秩序后，才能逐步实现，最终消除男性霸权话语，颠覆男性中心的概念，促进女性真正摆脱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1“女性意识”( views of female )一般被理解为拒绝承认性别间的不平等状态是必然且不变的认知。 本文提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女性反对女性与男性、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对立的想法。 女性意识的提出，是女性主义兴起的产物。
“女性主义( feminism )”原本是指欧美发达国家最先兴起并蔓延的各种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潮和运动，其核心是要求女性拥有作为人的完善权利。 经过200多年的快速发展，女性主义已经具有全球意义。 作为女性解放运动，女性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法国，后来在英美等国相继在世界范围内流行。 近年来，“女性主义”这个主题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非常热烈，涉及到很多学科的行业。
女性主义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性别不仅仅是生理和自然的结果，换言之，性别并不总是先天性的，人们所表现的性别是人们所期待的表现，这就是“社会性”。 “社会性”( gender )与“生理性”( sex )不同，社会性是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习惯，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综合产物。 因为，社会性意味着社会对两性以及两性关系的期望、要求、评价，这些期望、要求、评价的对象物形成了体现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习惯的男性属性和女性属性。
父权制社会中曾经存在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但从以前开始，社会性别关系就受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男性被赋予积极、支配、支配等特质，他们的活动场所被设定为“公共行业”。 女性被赋予消极、支配、支配等特质，活动场所被认为是“民间行业”。 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并不完全局限于家庭，也体现在社会全方位。 总之，男人和女人之间建立了权力关系，男人和男人的特质由支配、支配着的女人的特质支配着。
女性主义有很多理论分支，自由主义、极端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三个主要流派。 各流派注意世界立场，拆解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自由女性主义( liberal feminism )将女性被压迫的根源归结为女性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和教育机会等权利，要求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极端主义( radical feminism )主张，父权制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真正的解放不仅要破坏这个体制的法律和政治结构，也要破坏家庭、社会、学校等社会和文化结构。 后现代女性主义( postmodern feminism )反对宏大的叙述( grand narrative )和以前流传下来的二分法，将世界各国的女性视为同质的整体，强调社会文化的构建作用和女性之间的差异，重视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对话， 我们发现，尽管女性主义内部有许多不同、矛盾和争论，但各流派始终是多方面的统一体。
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女性意识这个主题也受到关注。 女性意识是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题存在的对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所有女性意识的解释都与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有关，但其实女性意识的形成与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依赖于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 女性意识的构建侧重于女性自我意识的确立、回归自然女性意识、自主女性意识的确立、自觉女性意识的自觉等文案。 其中，肯定女性的自我价值，意识到女性作为人的独立存在是很重要的。 除此之外，引入女性意识这一概念还有其他意义。
首先，从弄清生理性别和社会上的另一种纷繁复杂的关系开始，这种新的考察观点挑战了宿命的性别观念。 这就是女性意识概念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反叛性。 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古老习俗的产物，我们发现社会性别与生理性非常不同，是社会构成，是后天的，所以可以改良。
其次，以女性意识、性别视角考察女性问题，是将女性置于分配给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解体，不是以男性为对立面，而是将矛头指向性别文化、性别制度、性别结构。 这意味着，女性意识在审视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的同时，深入观察两性受到的不同制约，促使男性觉醒，共同形成了渴望从前流传下来的性别文化的力量。
最后，女性作为抗争的主体，不仅改变了与男性的从属关系，也改变了女性与国家的关系。 作为主体，女性不是消极适应社会，牺牲妥协，而是积极维护公民权利的主体，女性不是国家和社会机构的工具，她们的利益、诉求作为性别群体必须得到承认和满足。
2从现实层面分析中国女性及其意识层面，就会发现在整体主义体系下，女性意识受到压迫。 这出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行业。 应该说中国女性意识的迅速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 中国国情决定了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行业发挥的指挥协调作用很大。 因为该妇女在公共政策中的参与对妇女意识的觉醒至关重要，适当的性别立法是其保障和基础，而且社会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与上述两点产生了相辅相成的影响。 法律保障、政治参与、受教育权构成了社会中女性意识探讨的三个基本维度。 以下从这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中国女性意识迅速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1 .理想主义的性别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颁布了第一部重要法律《婚姻法》，提倡男女结婚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了妇女和儿童的合法利益。 另外，婚姻法规定了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夫妻是共同生活的伙伴，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夫妻双方都有选择职业、就业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 规定了夫妻各自采用自己的姓氏，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 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选举法》在第一章总则的第四条中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论民族和各民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根据1954年颁布的宪法，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上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50年代初期中国的性别立法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妇女的财产权比韩国早39年获得，妇女和男子共同参与社会的权利比日本早34年，规定妇女参政的比例是中国妇女参政方面的一大贡献。 而且，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到，这个时代先行的性别立法，过度保护了女性的政治权益，失去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竞争的能力和意识。
可见，当时的性别立法充满了理想主义，越来越多的只停留在常规的大体规定和宣言上，对延续千年的父权制缺乏深刻的反思，对改造父权的困难缺乏认知。 在政策层面上，始终没有认真整理父权制的父系、父系、父系居，基于父权制确立的社会结构无法逐渐改变的家庭婚姻模式仍然按照原有的父权制方法运行，父系、父系、父系深深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
2、在公共政策上，女性的影响大而弱，参与度低
性保障政策没有使中国女性的政治参与远离低谷。 实际上，女性的参政权程度依然很低，经常被拒绝在权力周边参加。
中国女性参政的低级徘徊，在权力核心表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女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在2002年只有7.6%。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央女委员从5%上升到13%，1977年以后明显下降，1982年跌入谷底回升，到2003年，女中央委员的比例没有达到60年代的水平。 此外，还有另一个明显的优势，与同期的民主党派女委员相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女委员比例最低。
2002年民主党派女委员最高达到34.5%，最低达到16.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女委员(包括候补委员)的比例比民主党派最低的性别比例低9个百分点。 如何提高执政党妇女参与决策的比例，同时超过民主党派妇女参与的比例，是中国妇女参与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性课题。
此外，妇女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权力的周边参与。 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机构有三种:第一类是执政党的中央机构，如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其政策和措施对政府的决策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 第二类是政府机构、国务院及各部委，如劳动保障部、人事部等，比较其分管行业的现实或潜在问题制定政策措施，形成国务院和部委的政策法规。 第三类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订国家法律，监督其实施。 在这些决策部门，妇女的领导率非常低，1995年至2005年公务员女负责人徘徊在8%左右，全国人大女常务委员会占13.2%。 可以说男性主导着决策层的90%左右。
决定女性在组织中的不足和边缘化，无法在决策层比较有效地体现女性的好处，并将其纳入政策。 妇女的民主参与是远离权力核心的周边参与，是呼吁决策层赋予妇女权力，但对决策和立法方向的影响很小。
3、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
托尔斯泰在名着《安娜·列宁娜》中写道:“女性因为没有权利而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因为教育不足而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权利。” 在中国，男女不平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女性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文盲、半文盲中，女性占60%以上，且首要集中在农村。 贫困地区少女的辍学率也远远高于男童。 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往往包含着男孩和女孩先行的潜规则。 在家庭经济能力只能给一个孩子读书的情况下，往往是男孩子优先，家庭经济能力越来越多的孩子读书，才能考虑女孩子。 女孩的教育权利日益受到经济条件和性别观念的制约。 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女孩的辍学率很严重，是家庭投资潜规则起作用的结果。 以下是江苏省如东县3个村庄的两性受教育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经济落后地区大量出现的教育方面的性别偏好在经济发达地区被掩盖了。 由此可见，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权利，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
3虽然女性意识在中国受到自古以来流传的意识推动，面临着许多现实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意识在中国没有迅速发展空之间。 事实上，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体系中，女性意识的迅速发展还可以。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倡导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以国家、集体利益为先，在这一前提下促进社会和个体和谐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维护个体正当利益，发挥个体主观能动作用。 但是，这也是它的另一个重要拷贝。 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矛盾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 我们发现，完全集体主义的含义并不一定与个人利益冲突，人们可以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下为个人利益争取必要的空之间。 虽然不能把个人好处放在主要地位，但至少没有被置于对立和被排斥的地位。
女性平等权益的获得，虽然不是每个女性的利益，但是是一部分人(通常不包括男性)的切身利益，所以在中国经常被怀疑为“扩大的个人利益”。 但是，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好处不能说是集体好处，所以这种无视女性好处的集体好处不是真正的集体好处吗？
事实上，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常识来看，保障个人利益是正当的，女性利益，无论是单一女性个体的利益还是作为群体的女性利益，都应该无条件地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得到同等尊重。
从人们普遍理解的集体主义出发，赋予女性平等的权利，维护女性的正当利益，也符合集体主义，换言之，集体主义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基本不矛盾。 但是，在现实中，大众、舆论、决策者都混淆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和封建的“整体主义”，片面地曲解了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中的“集体”，是指能够真实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真正利益形式，应该表现为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哪个阶级、哪个集体或者哪个个体的特殊狭隘利益。
通过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中的“集体”概念，明确“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区别，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大体上，集体的好处和女性的好处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集体利益和妇女利益必须和谐共处，互利双赢。 因为集体利益对女性来说，不是基于空她们个人利益的虚假的整体利益形式，而是各个具体的个人女性利益给社会主义集体利益带来的有机概括。 既要包容女性的个人利益，又要实现女性的个人正当好处，这是自己的任务之一。 而且，这种个体的好处也不是脱离群体的纯粹个体的好处，而是个体在群体中的好处。 因此，可以说集体主义几乎强调了女性个人好处的集体性。 而且，以集体的形式为女性容易得到越来越多的团体的利益。
总的来说，我们对集体主义体系下的女性意识持乐观态度。 在集体主义中，女性意识不仅是个体的觉醒，更是集体社会的觉醒。 女性主义也为集体主义增加了多样性，解决了部分矛盾，促进了其完整性和与世界的接轨。 性别关系作为最基本的力量，把女性的特质与人类的进步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女性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行政人员、管理者、立法者，具有同情心、爱心、保护等特征。 以男性自私、竞争、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将会被以女性集体主义和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协调合作的社会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所取代。 由此可见，集体主义和女性意识不仅相反，而且两者的融合呈历史趋势。 女性的压迫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中，她们得不到真正的群体自由。 社会主义集团主义试图铲除这一根源，为女性意识营造真正的自由空之间。
另一方面，强调女性主义，主张让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集体主义的违反。 因此，仅仅依靠集体主义并不能几乎完全解决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妇女的真正解放仍然依赖于社会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