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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三阶段交叉影响深化带来的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积极引领新常态，大力创新宏观调控，全力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进群众创业创新，使经济运行在保持稳定的同时稳定发展。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了7%，达到了预期目标。7%的增长速度有着坚实的基础，这一基础并不低，符合提速换挡的客观规律，也有利于调整结构、造福民生、防范风险，对此应该充分认识。首先，7%的增长率符合客观实际
从生产角度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上半年，由于夏粮丰收，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增速比一季度快0.3个百分点；受市场供大于求压力加大的影响，工业生产依然低迷，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6.1%，下降0.3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向服务业转型，政府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服务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4%，加快0.5个百分点。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点分别为0.2、3.1和3.7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3.1%、43.5%和53.4%。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9.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是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因素。从第三产业来看，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上半年，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4%，比一季度快1.5个百分点，尤其是证券市场异常火爆，股票成交量增长5.4倍；电信业务总量增长23.2%，邮政业务总量增长32.1%，其中快递业务增长43.3%。5月，在互联网加浪潮的推动下，互联网及相关服务行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25%；受电影票房和电视广告收入大幅增长的影响，广播电视、电影录像制作企业的业务收入增长20%以上。
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今年以来，社会消费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增长9.1%，基本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同比下降2.1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加大。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0.0%，同比增长5.7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量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35.7%，下降16.2个百分点；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3%，而去年同期为6.2%。
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在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今年一些产业结构单一、发展较重的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困难，但产业转型起步较早，东部市场势力较强的地区发展较好，进一步显示了其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就经济增长而言，上半年，东部天津增长9.4%，江苏增长8.5%，浙江增长8.3%，山东增长7.8%，广东增长7.7%，均快于全国。投资方面，天津增长13.2%，江苏增长10.9%，浙江增长12.3%，山东增长14.6%，广东增长17.3%。从地方财政收入看，天津增长11.6%，江苏增长10.5%，浙江增长14.8%，山东增长9.1%，广东增长14.9%。
第二，7%的增长率在含金量上更高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从中国的经济总量来看，7%仍然不是一个低增长率，而且从全球来看，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它名列前茅。特别是当经济增长放缓时，优化结构、改善民生并不容易。
中国1%的经济增长相当于不同于过去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的扩张意味着相当于1%增长的经济增量远远大于过去。以美元计算，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7.4%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00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这一增长超过了土耳其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5.8%，比美国高1.1个百分点，居世界第一。从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与7.4%的增长相对应的经济增量也相当于中国90年代中期的经济总量。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相应的经济增量接近新加坡2014年的经济总量。此外，与世界主要国家或经济体相比，7%的经济增长率仍然相对较快。从发达经济体来看，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英国增长2.6%，韩国增长2.2%；第一季度，欧元区增长1.0%，日本下降0.9%；从发展中经济体的角度来看，第一季度印度增长了7.5%，南非增长了2.1%，俄罗斯增长了2.2%，巴西增长了1.6%。
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结构正在优化，人民生活正在改善。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5%，同比增长2.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比规模以上增长4.2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9%，降幅进一步扩大。就业价格和收入状况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71.8%；31个大城镇的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涨幅适度；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6%，比经济增长率快0.6个百分点。
很难实现7%的经济增长。今年以来，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在国际上，世界经济的复苏低于预期。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虽然有所改善，但仍面临许多曲折的不确定性，增长趋势总体偏弱。受美元走强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一季度全球贸易额仅增长0.7%，这使得中国的出口压力不断加大。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仅增长0.9%，其中6月份增长2.1%。在国内，三个阶段的重叠效应正在加深，对经济的下行压力更大。一方面，产能过剩和需求疲软问题突出。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6%，连续40个月下降。另一方面，虽然新兴的增长势头正在迅速增长，但其规模很小，无法抵消传统势头减弱带来的下行压力。面对困难局面，党中央、国务院积极行动，不断创新宏观调控，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着力打造大众创业、创新、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初步扭转了经济下行趋势。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与第一季度相同。
第三，7%的增长率符合新常态发展规律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和数量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以及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然而，近年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2014年，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7.0%，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自2010年以来连续五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为9.1583亿，比上年减少371万，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三年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也在放缓。随着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2010年和2014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5.1%；2015年上半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超过3000元。
第二，对能源和资源的限制得到加强，环境要求不断提高。人均能源占有量低。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人均可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但资源消耗规模巨大。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3.3%，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世界的23%。由于国内供应能力有限，需求快速增长，外部对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依赖继续增加。目前，中国对外对石油的依赖接近60%。土地要素越来越稀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日益稀缺，土地价格快速上涨。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重点监测城市综合地价为3522元/平方米，是2010年的1.22倍。在一些地区，甚至存在项目不能落地和企业因缺乏土地而限制扩大投资的问题。生态环境压力突出。2014年，中国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为2295万吨，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为1974万吨。尽管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014年，在十大流域的70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除一类和三类水质断面外，其他水质断面比例高达28.8%，其中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在沿海水域的301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26.2%的监测点为四级水质，低于四级水质标准。空气污染问题突出，大规模雾霾在全国频繁发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
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人口红利的下降以及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加强，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都有放缓的趋势。这种加速转变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下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事实上，从国际角度来看，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率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后出现下降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从1956年到197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2%的速度增长，然后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从1974年到1991年，年均增长率仅为3.7%。从1951年到196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2%，1961年和1970年下降到4.4%，1971年和1991年进一步下降到2.7%。从1966年到1995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4%，1996年和2011年回落到4.2%。不同的是，中国空的范围很广，而且区域发展差距很大。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明显，经济增长弹性大，回旋余地大。即使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化，在现阶段仍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条件。
第四，7%左右的增长率有利于协调多个目标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长支撑要素的深刻变化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然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都需要一个适当的宏观环境和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率。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经验来看，过高或过低的经济增长率都不利于转变方式和调整结构。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快，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改变模式和调整结构的动力不足。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过度需求，企业生产的几乎所有产品都可以销售，甚至落后的生产能力也可以获利。企业没有创新产品和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这不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和升级设备。同时，经济增长过快，传统产业回报可观，空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和一定风险，不利于资源要素向新兴产业和新产品的转移。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过慢，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转移模式和结构的成本过高，产能有限。当经济过冷时，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水平，生产能力和生产要素利用率下降，资源闲置和浪费问题突出。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的恶化，盈利能力下降，创新资源减少，转型升级能力下降，甚至一些企业破产，导致失业率上升，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这种被动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强制性的，成本和成本都很高。因此，有必要为空模式转换和结构调整提供一定的空间，并保持一定的压力，这就要求经济保持适度增长。
从中国近两年发展的实际来看，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总体上是适度的，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转型升级。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上升至46.9%和48.2%，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至49.5%，呈现出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明显趋势。新行业、新格式和新产品不断涌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格式正在迅速发展。需求结构也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投资和出口转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三驾马车的动力结构优化和协调性增强。
综上所述，虽然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比去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这也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规律。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重中之重。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才能通过发展来解决进步过程中的问题。低增长率不利于稳定扩大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防范和化解金融和金融风险。因此，有必要协调好稳定增长、推进改革、调整结构、造福民生和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下一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战略实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同时树立危机应对和风险管控意识，大力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夯实经济稳定基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整体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