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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白信息公开、疫情与慈善访谈
让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情是最有价值的。
自1月20日起，全国政协委员白的“新闻1+1”疫情在线报道就没有停止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在央视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也不希望以后再见到其他人，“因为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四个月来，他用自己的提问作为接近真相的“武器”，把麦克风交给钟南山、王晨等专家，让公众放心，也交给地方政府官员深入舆论领域，推动信息公开。
与17年前的非典相比，白认为信息披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作为一名媒体人，我们一直期待的是我们是否能更快、更早地行动。不能说与17年前相比，这是可以的。”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应该把手术刀交给未来，刮掉骨头来治疗毒药，从而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当被问及在这场流行病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时，他说让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情是最有价值的。
论信息披露
更健康的做法是将手术刀交给未来进行刮骨和解毒治疗。
新京报:你参与了整个非典报道。与17年前相比，你如何评价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信息披露？
白:一方面，疫情比17年前的非典疫情严重得多。另一方面，非典时期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年底，国务院开始培训“黄埔一期”发言人，拉开了大型政府发言人建设的帷幕。因此，我们普遍认为，2003年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年。
这种流行病，新闻1+1在1月15日联系了专家组的成员。当时，人们说“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有限”，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否会继续还不确定。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告诉中国人民，“人与人之间的病毒传播”是明确界定的。你能想象，如果像17年前一样，公告被推迟一段时间，会有什么后果吗？
此外，这次新闻发布会不是简单的数据广播，而是由卫生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各部门和专家组成员共同努力，与17年前大不相同。
北京新闻:你认为在信息披露方面有哪些改进？
白:我们必须考虑如果我们更快更早会发生什么。这种流行病正在全世界蔓延。有些人说你没有向外国人递刀。不，我是在给未来递手术刀。刮骨解毒会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北京新闻:与17年前相比，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白:17年前，在公共卫生领域几乎没有人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但这一次，经过17年的旅程，它自然会与17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相比较。
在过去的17年里，我为卫生系统做了15年的健康倡导者，一直与疾控中心、钟南山和王晨打交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连续多年做健康宣传员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刺激。
健康是1，对个人和国家都一样。一个在里面，它后面的零越多，它就越有价值。如果有一天第一个有问题，那么不管后面有多少个零，它们都是零。
谈论疫情
对这一流行病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
北京新闻:你认为我们能从这场流行病中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白:让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情是最有价值的。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代表专家组告诉中国人，新肺炎中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现象，这成为一种动员，每个人都开始预防。政府在做出让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情的决定时，听取专家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预计未来中国会有更多领域的可信专家，如钟南山、、王晨等。当事情发生时，我们知道该见谁，问谁，听谁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新闻:官员应该如何对待专家的评论？
白::不仅是公共卫生领域，更多的领域也需要更多更好的专家。政府在决策时可以听取专家的意见并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来说太重要了。如果中国要配得上一个大国的地位，它必须在许多领域有自己的钟南山、王晨和李兰娟。
北京新闻:你认为应该如何对待不同的声音？
白::这涉及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肯定会走向一个更开放、更开放、更开明的地方，中间会有更多曲折，但总的方向是这样的。面对疫情，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改革的态度来应对，这样我们就能感觉到我们以如此高的代价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世界上有许多声音在说中国。最重要的是做你自己的事。这次我经常说一句话，保持冷静，继续前进。此时，中国需要保持冷静和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的新闻业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每天都在讨论新媒体和合并媒体，但问题是，还有多少记者会问，我们收集事实的能力还有多少？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最好的记者吗？有多少人能一辈子坚持做一名好记者而不是被提升？
媒体也应该认为，我们需要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群体。无论是新媒体、旧媒体还是未来的新媒体，职业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力量。在现场直播疫情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我唯一的武器就是问问题。
北京新闻:在线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被问到？
白::我想问所有连接时的问题。起初，有一个网络俱乐部说，“哟，我敢问”。开始时有很多评论。有时候我很惊讶。观众的期望并不高。我认为问问题是正常的，甚至评价“我敢问”。
事实上，不应以“敢问或敢问”来衡量，而应以“我应该问”来衡量。对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关注过程。结论不是你的，但是你必须用你的问题去接近最真实的结论。
新京报:在疫情期间，有一个相对撕裂的现象。例如，张文泓博士起初很受欢迎，但后来他遭到了很多批评。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白::当初报道疫情的时候，晚上直播，白天很多人批评我。后来，钟南山院士遭到诋毁，李兰娟院士受到质疑，张文泓也积累了不少麻烦。我只想打开。面对国家灾难，个人名誉并不重要。
流行期间，舆论环境四分五裂，对抗和谣言满天飞。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看到了这次新的冠状肺炎流行的恐怖，也看到了另一面的恐怖。
公益慈善论
透明度和公开性应该通过机制解决，而不是通过口头解决。
新京报:你今年对NPC和CPPCC的提议是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改革。你的考虑是什么？
白:我和慈善机构打交道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希望工程开始至今已近30年。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红十字会受到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在疫情开始时，人们关注慈善组织，网民也在责骂他们。我们必须谈谈问题在哪里，以及如何进行相关改革。
事实上，这里有很多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做公益慈善的社会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有“小马车”的意思。虽然能力不足，需要快速提升，但更多的是因为公益慈善在整个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对机制并不顺畅。
湖北红十字会和武汉红十字会的会员总数刚刚超过30人，他们的应对能力通常很好。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紧急情况，十倍的努力很难把事情做好。
因此，我这次建议的第一条是，各级政府要重视公益性慈善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反应，因为这是民意和民意。舆论事件表面上破坏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声誉，背后是政府的公信力。
到目前为止，武汉红委和湖北红委还未能举行任何新闻发布会。一月底，我问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慈善机构是否有可能每三天定期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但最终失败了。
透明度和公开性应该通过机制解决，而不是通过口头解决。只有机制才能赋予他们权利。
新京报:如何看待红十字会的公众监督？
白:任何慈善组织都必须面对公众的监督。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推广的东西。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伴随着慈善组织的谣言很多。在红十字会这次开始工作之前，有传言说红十字会将收取6%的管理费。如果你驳斥谣言，有些人会说你洗了白。
2011年郭美美事件的官方结论是，这与红十字会无关。但是现在我上网看了这条信息，很多人认为郭美美和洪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如何推进改革，如何做到透明和公开，如何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如何向公众开放。如果你低着头，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当你被责骂的时候，你会感到委屈，当你被责骂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改变，那么下次你会继续被责骂。
北京新闻:你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主席。疫情开始时，湖北红十字会陷入舆论漩涡，也受到质疑。
白::去年九月，当我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兼职副主席时，官方网站已经发布了这个消息。兼职没有职位，没有薪水，也没有办公桌。事实上，它只能被视为一个高级志愿者。除了责骂，我不会从红十字会拿任何东西。我也是一个逆行的人。然而，我原本以为兼职工作只有一个任期，一旦我转过身，我就会离开。相反，因为疫情的声音，我想做更多的事情来推动改革，逐步消除这些疑虑。
北京新闻:你花了上半年的时间报道疫情。你如何履行你的职责并收集关于问题的信息？
白:原来准备的提案都被推进去了。例如，在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上，职业教育学生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激励，并有一个上升的渠道？另一个建议是改革大学生的实习状况。
北京新闻:你什么时候有改变提议的想法？
白:疫情开始后几天就知道了。随着形势的变化，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在变化。恐怕大多数成员和代表都有类似的心理经历。
责任:周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