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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所说的特别的近代中国，很少让朝野各方达成一致，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其中之一。 孙文同盟会从中看到了社会变革、气象焕然一新，康梁保皇党看到了君主权力的复兴，慈禧政府羡慕东邻小邦富国强兵的神速。 各派系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论据，各有必要。
这部“未完的明治维新”描绘了1864年至1880年日本的巨大变化，为网民描绘了纵横波澜万丈的明治维新画卷。 作者坂野润治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国史学科，着有《近代日本的构造》、《昭和史的决定性瞬间》等许多作品，也可以说是学术界的泰山北斗。
江户幕府可以自发发展资本主义吗？
中国人高度评价明治维新，暗含秘密心理:日本本来就是摄尔小邦，愚昧落后，和中华一样闭关锁国，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只不过学习了西方，发达成了顺风车。 我大清放不下天朝上国的面子，学西方的时候半推半就，所以落后了。
10月革命的一声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佩里黑船的一声带来了明治维新，正统史学家把维新描绘成开拓天地的划时代的事件，就好像日本的现代文明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里跳了出来。
任何一个现代化强国都不是无源之水，中国历史学界最常讨论的问题范式——明清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样适合日本研究。 佩里的黑船晚几年到达后，江户幕府会发生内部剧变，自发发展资本主义吗？ 元禄年间( 1688~1703年)的日本物质丰富，不逊色于康干盛世的中国。 江户时代中后期，当局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改革，旧制度表现出了充分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第三次改革，即天保( 1830~1843年)改革时期，各藩的改革变革力量超过了幕政。 明治变法的许多措施源于这次藩政改革，全民兵役制由长州藩发起，秩禄公债(武士下岗再就业的国家补助金)最初由土佐藩设计，租税修改(土地自由买卖、货币收税)也由西南几个藩率先试点，向全国宣传
江户幕府比明治政府更有资格遵循孟德斯鸠的“混合宪制”( the mixed constitution )。 川家将军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诸侯大名分割了他的土地，大阪商人握着他的钱包，有民谚云。 “大阪商人一生气，天下诸侯都会吓一跳。 名义上还不是最高统治者，必须臣服于崇高的天皇。
“混合宪制”束缚着幕府的手腕，不能大大消除政治上的障碍。 在天保改革中，萨摩长州作为小藩，很容易取缔管辖国内的工商业，还采取了借钱、没收寺庙不动产等不光彩的手段，最终获得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
幕府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走着另一种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佩里黑船来航后，幕府改革开放，打破德川家康闭关锁国的祖训，放宽参拜说明制度，派遣外国留学生，建立西洋兵制，士兵们脱下和服，穿着西式军服，装备步枪炮。 应二年(公元1866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登场。 他是江户政权的开明派，清除了停尸房素食的冗员，并派弟弟去了巴黎的世界博览会。
应改革的文案和维新派主张的差不多，只不过是兴办工厂，建设海军，师夷长技自强。 但方针路线正好相反，佐幕派实行经济自由化，取消国内关卡，鼓励商业流通，甚至有能力自行建造军舰。 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感叹道:“德川庆喜的胆量不容小觑，这正是德川家康的再次到来。”
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下层武士的革命。 《剑桥日本史》，下关的货商白石昭一郎款待了400名倒幕志士，但越来越多的町人(日语里町人的意思商人)站在幕府这边，江户的实业融资基本满意。
在维新派和佐幕派的制度竞争中，自由资本主义的效用不断积累，变得淡薄，统制经济很快生效，短期内积累了很强的实力，但从长期来看，长州、萨摩很可能被打败。
法国大革命之前波旁王朝各方面已经山穷水尽，但江户幕府并非如此，德川家的社稷江山依然稳定。 尽管遭遇财政危机，政府还没到破产的地步西南雄藩呼吁倒幕，尽管有越来越多大名在中立阵营的尊王攘夷学说流传，将军受到尊敬，公卿们最激烈的想法也不过是将德川庆喜降为普通大名。
幕府统治的领地有全国土地最肥沃的关东平原和金融中心大阪，城市化程度也远远高于各藩，江户人口超过百万，是萨摩藩整体人口的15倍。 在1867年第二次长州征伐失败之前，征夷大将军没有败走过。 鸟羽伏见之战失败后，德川庆喜依然精神不振，顽强抵抗到最后，但将军本人厌倦了政治，因此双方协商，完成了“江户无血开城”的美事。
明治维新的剧本分为上下两部分，前半部分推翻旧制度( l'ancien régime )，后半部分通过建设新国家，在以前流传的史学故事中，大反派幕府倒台，明治君臣上下同心，日本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
事件当然并不简单，但是维新诸豪杰们出场后，迅速分成了不同的阵营。 过去的学者划分派系，根据立宪路线分为德国式和英国式，或者根据出身阵营分为长州和萨摩。 坂野润治独自决定，分为板垣退助(议会派)、木户孝允(立宪派)、西乡隆盛(强兵派)、大久保利通(富国派) 4个阵营。
早期明治史是四大派系争夺领导核心的党争史，《征韩论》、自由民权运动是各派系相互摩擦的产物，路线斗争最终在西南战争达到高潮，争论公开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
在财政方面，明治维新是一场灾难
1912年天灾人祸使日本农村疲惫不堪。 各大报纸的标题都透露出悲观的心情，“丰年歉收国民新体验”(“中外信息”)、“悲惨的孩子”(“读卖信息”)、“景气好就是卖剩饭”(“报知信息”)。 读了报纸，以为这是老百姓不谈生活的幕末，其实是明治天皇在位的最后一年。
从财政上看，明治政府失策层出不穷，失误不断。 国策之一的“增殖兴业”被翻译成马克思的用语，是国家资本主义。 政府花大成本创办了一系列国企，高产量少，财政损失由政府购买，失败轨迹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相同。
幕末期，长萨两藩厉行统制经济，取得实业上的成功，以闭关锁国为前提。 质量更好的外国产品一旦涌入，本土工业产品将受到冲击。 官营事业天然存在人无用的弊端，明治政府曾经高度重视丝织业，但民部省主导主办富冈缫丝厂，办工厂不以营利为目的，让全国纺织业参观，宣传新技术。 为了展示全套设备，工厂规模很大，帐目全部亏损。
在货币制度上，伊藤博文之所以喜欢金本位制，是因为这个制度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基础。 全盘西化者认为金本位是文明国家的象征，他们像美国一样只允许纸币自由兑换，而日本被称为文明国家，忽视了本国长期以来银本位的实际情况。 匆忙改革后，货币混乱，黄金外流，政府要使国内金银比价与国际脱离，阻止危机蔓延。
考虑到明治政权的财力远远超过了历代，他们的失败更是不可原谅。 藩置县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是幕府时代的4倍。 大隈重信实行积极财政，使政府公债翻了4倍，达到2亿5千万元。 为了维持中央财政力量，富国派不惜得罪他们阶级的兄弟。 大久保利通停止了秩禄处分，即向武士阶层发放现金补助金，推动将这笔钱转入公债。
农民遭受的损失也同样严重，明治政府实施了地租修订，按土地契价明确地价，按地价征收货币租税。 这意味着，如果遭遇经济衰退，大米价格将下跌，政府可以向农民收税。 苦于新的农业政策，和歌山茨城、三重、爱知、岐阜等县相继起义，明治前10年发生了近200起农民暴动，超过了德川300年的农民暴动次数。 产业界疲软，中小企业大规模破产，在财政上造成了灾难。
在富国派眼里，改革的变革阵痛是可以承受的，只有获得超强的财政吸纳能力，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进行西化改革。 扩大财源甚至是当初倒幕的一大因素，由于德川幕府“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无法从民间增加税收，维新派将取而代之。
学者秦晖说，明治维新是秦制取代周政的过程，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代替松散的幕藩体制。 早在德川时代，太宰春台等儒者就意识到日本与明清的吏治国相比更接近周代封建，江户“恰似三代制”。
明治君臣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政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维新进程更进一步的是大众民主政治，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新知识分子开始提倡“无代表不纳税”的论调。 明治政府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之所以它比较进步，是因为草莽志士冲破了幕藩体制的束缚，提高了名誉，酷似春秋时代的“陪臣政权”。
到了20世纪70年代，维新功臣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木户孝允等立宪派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明治变法指出:“300诸侯不归还其土地人民，就不知道新的名义在哪里。” 他们的应对措施是维持政权结构的保守基础，推行极其自由激进的政策。
明治革命( meiji revolution )废除了武士的特权，解放了町人阶层，承认了切支丹(战国江户时代对天主教的称呼)的信仰自由，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武士废刀令等条律从提案开始不到一周就被消费了。 三百年的旧制度化为灰烬。 维新派试图解释自己上台不是普通的朝代更替，德川家康打败丰臣家是诸侯争霸，明治政府打败德川家是历史的进步，是人民的选择。
在文宣方面，维新派的成功更为突出，他们夸大了改革的阻碍，制造了守旧势力顽固反动的幻想。 长期被视为困难的废藩置县，实际进程顺利，大久保利通和板垣退助说服了各自的藩主，交出了权威，由其他大名跟进。
川时代的大名们，实权远远小于晚清的曾李总督。 幕藩体制下大名难以进入朝政中枢，地位也不如公卿高贵，版籍奉还后，大名入朝为官，随公卿入华族。 废置县诏书发布当天，伊藤博文完全不在意这件事，他的观察力被放在大藏卿的人选上，写信希望井上馨任命大隈重信。
笔墨最浓重的文宣污名化在于有“最后武士”之称的西乡隆盛之身。
西乡隆盛从维新功臣到乱臣贼子
西乡隆盛是维新豪杰中最受欢迎的人，是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中渡边谦饰演的虚构角色，显然以他为历史原型。 西南战争的战败增添了“虽然有数千人吾去”的悲剧色彩。
西乡隆盛
明治政府中声望最高的是西乡隆盛，官职最高的是三条实美，解决政务的是大久保利通。 维新三杰的关系就像奥斯曼帝国的三巨头一样，形成了集体指导的制度。
明治4年，实力人物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去欧美视察，太政大臣三条、维新成功后沉湎美酒，无论政事，西乡隆盛都独揽大权。 无数野心家梦寐以求的权势，在西乡隆盛不知不觉中获得。
根据立宪派的提案，内阁应该由维新功臣掌握，各省厅应该交给有专业信息的技术官僚。 但是西乡隆盛不仰慕权势的天性，浪费机会，实权落入事务官手中。 特别是富国派代表、大藏卿大隈重信，相当于比作中世纪日本的权臣平清盛，中国人称呼某大臣为曹操、霍光。
如果中华民国是伪民国，那么日本就是伪皇国，这个时候明治就是象征性的虚君，议会民主制还没有建立，一群官僚夺走了天皇的权力。 西乡隆盛的心情可以理解为，只有辛亥年后的中国同盟会成员“无量头无量血，变为可怜的伪共和国”。
由于西乡隆盛名声太显赫，大隈重信不便直接对抗，他将“西乡是善于破坏的英雄，但不是善于建设的英雄”装扮成勇敢无计划的华夫。 福泽谕吉代表了典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一方面批判西乡隆盛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他太迂腐，不知时势，倒退历史，一方面他坚决维护他的荣誉，赞扬他的美德，西乡是政府的牺牲品，值得同情。 特别是政敌对他的诽谤，激怒了福泽谕吉。
坂润治指出，对西乡隆盛改革的阻碍并不大，在政府执行废刀令期间，他袖手旁观。 萨摩武士分为十个等级，西乡家垫底，对这个制度没什么好感。 西乡隆盛认为武士失去特权其实是好事，可以刺激他们到下层，和大众打成一片，改变江户时代尸体一样的素菜，傲慢淫逸的习气。
在国会召开的议题上，西乡也同样积极赞成。 真正的分歧是在中央地关系中，支持地方分权的西乡隆盛和中央集权的大久保利通反复出现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路线之争，富国派认为“快速发展是有道理的”，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实行了现代化改革，极力推迟了台湾、朝鲜的征服。 如果自由发动战争，就会失去金钱，最终引诱英国进行经济侵略。
征韩论使西乡隆盛下台，大久保利通实行“增殖兴业”，结果有目共睹。 经济秩序混乱，社会动荡，街上到处都是黄皮肤瘦营养不良的孩子。 许多武士就业形势不好，“迅速陷入贫困者十分之七八”，失业者与自由民权运动合流，引发佐贺之乱、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著之乱等一系列动乱，西乡隆盛在萨摩叛乱时，民心直接动摇，鹿死谁动。
萨摩军的兴盛，如果放在战国乱世，甚至会和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展开斗争，但在明治时代，并不足以和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军队展开斗争。 叛军最强大的时候，军事力量也在2.2万人以下，明治政府派遣的最初军队有3.3万人。 倒幕战争的性质是，一批武士战胜了另一批武士，西南战争是全民战争，经过兵役训练的平民战胜了武士。
日本30年结束了。 西方人300年的现代化之路，是因为这个萨摩武士从维新功臣沦落为乱臣贼子的速度特别快。 美国南方奴隶主集团从华盛顿、杰斐逊发展到罗伯特·李，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在西乡隆盛在世时败北，他最终以浪漫的自杀结束了一生。
比起活着的西乡，死亡西乡更适合塑造历史形象，日本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写过《坂上之云》等一系列小说，宣传明治时代的乐观和进取的改革精神。 维新志士轻生死、好侠义的风尚，成为上佳的推广材料，西乡隆盛本人带有江湖豪侠色彩，他和月照和尚的故事脍炙人口。
幕末镇压义士，萨摩藩主命令西乡逮捕月照，交给江户谢罪。 陷入忠义困境的西乡隆盛，漂浮在月照和鹿儿岛湾上。 两人斟酌饮酒，拥抱哭泣，两人都扔到海里自杀。 被拉上船民后，西乡获救，月照溘逝。 日本义士皎洁的操作激励了中国同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反击，谭嗣同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赵氏孤儿的两个主角)、月照、西乡、我和脚下将其分开。”
司马辽太郎强烈渲染了英雄气概和革命浪漫司的情怀，这系列小说把明治史写成了英雄人物的个人传说，不打算探讨金本位、通货膨胀和工业化。 如果不能回避这样严重的议题，那就是“西乡隆盛好心办事，功过三七开”“秩禄公债、租税修改弊端不过是日本前进道路上的一点挫折”“明治是积极向上的时代，被昭和军阀引导走上了法西斯道路。”
其实两个时代分不开。 明治全民兵发展为昭和穷人兵黏武，明治殖产兴业发展为昭和财阀干政，昭和时期的种种错误，在明治时期都能找到祸根。 坂野润治深入政治世界内部，谈论派系之间的游戏，不再表面上表达网民对明治维新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