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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随着新文化史学的活跃和政治史的复兴，符号、形象、仪式、纪念物成为海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最近也开始受到汉语学界的关注。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史的重要特征，民国时期“国父”符号的形成是一个自觉、系统、持续的过程，值得特别考察。 本文对此进行了粗略的梳理，以期呈现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独特面貌，引起更加深刻的批判和探讨。
形象的物化
1925年3月12日，“革命尚未成功”之际，国民革命的精神领袖和最高领导人孙中山先生病逝。 4月2日，遗体被转移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国民党人立即在南京为孙中山建造陵墓采取了行动。 对中山陵的设计，国民党人有基本的要求。 那就是体现“开放纪念性”。 陵墓要强调鲜明的纪念性，全面展现孙中山的“国父”、“革命领袖”形象。 它还体现了平民精神，兼具旅游功能，富有游客参观、休息、现代公园气息，表现了时代新气象，创造了巨大的时代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新“中国”的象征。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建筑方案，基本上贯彻了这个构想。 实际建成后的中山陵，整体结构简洁，各建筑从南到北，从低到高排列，随山势构成广阔的斜坡，明亮宏伟，像安座巨人一样，敞开心扉欢迎参拜者的到来。 另一方面，中山陵的图案、色彩和文案的衬衬，到处表现出朴素庄严的感觉，强调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追念和崇敬，显示出后来者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真正的孙中山已经不存在了，由于这种物化的道路，孙中山的形象大致保留了下来。
建设中山陵、保卫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拨款50万元，在广州建设孙中山纪念堂和纪念图书馆。 当时广东革命政府财政拮据，采取了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捐赠工资、向人民征收单词附加费、销售孙中山纪念章、鼓励各学校学生向全社会捐款、要求各县县长执行额定募捐任务等各种措施，筹集了这笔钱。 由于时局和经费的原因，中山纪念堂未能如期开工，但广州国民党当局对此如此重视，证明与普通建筑相比较差。
其中，详细叙述了《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 社论首先指出了建设这种公共建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人一直以来都是共同生活的，但在集体之间，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建筑物，表现着其共同生活。 过去……对于家族，对于神教，古人有公共建筑，表现了其家族的思想和神教的威力，但是到了现在国家主义的今天，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象征着“国家”，这不就是不了解人民团结的危险吗？
既然时代的人建造祖先，神权时代的人建造神殿敬拜神，那么“今天没有国家也不能生存吗，那么我们就不用建造国父的寺庙了……今天就不用建造纪念革命的寺庙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建造纪之革的神呢？” ”。 社论的作者认为，今天是爱国父、纪念革命的神，祭祖拜神，道理是一样的，但他说:“今天的热情用在了更有用的地方。” 因为“中山先生是中国的元勋，他自己是“国家”的象征，可以为他建造会堂和图书馆，明确“国家”的含义。” 于是作者大声说道:“爱你的国父，爱你的祖先，崇尚革命之神就像过去的神一样，努力在建筑中象征“国家”的意义，以建造过去寺庙的热情建造今天的国父会堂和图书馆！ ”并呼吁。
这篇社论充分阐述了国民党人的政治文化观，即公共符号的文化“特征”和“象征”功能，可以说对构建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国民革命的精神支柱，孙中山的身体已经无法复活，所以为了表现其主义和形象，需要实体的纪念物。 孙中山的雕像，即使是以其命名的建筑实体，也能寄托人们内心的记忆和情感，走到外面，唤起异样的热情和力量。 从国民党的行动和言论来看，他们显然很明白这一点。
主义的独尊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思想、组织和人事上的动乱和整合。 到1928年底，以蒋介石为核心、以南京国民政府为旗帜的国民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一代的权威结构，取得了全国政权。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开始实施“训政”。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正式确立了训政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国民党训政方略中特别值得观察者的，是孙中山对“遗教”的独尊。 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三大通过两项决议: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总理教义，制定过去党的一切法令、规章，形成一贯的体系，树立共同遵守反动思想，巩固全党团结； ”。 (二)“明确总理的着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法，作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的根本法。 国家建设的规模、人权、公民权的根本大体和分支、政府权力及其组织纲要、以及行使政权的做法，都必须基于总理的遗教。”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国民党三大对此解释得非常清楚。 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其“教义”是“全党建设国家的基准线”，生前是全党的依据，死后也是全党的标准。 中华民国完全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创造，其“教义”从一开始就是一切努力的指南，因此成为“中华民国创造的先天性的宪法”，“应将此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达到宪政时期的根本法”。 因此，主张“代表国民行使政权”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赋予“总理遗传学”正式法律效力，作为全党全国的“最高根本法”，用之统一“全党党员的言论行动”和“全国人民的民族生活和国家生存的迅速发展”。
南京国民党当局至此旨在树立新的意识形态，也有党内政派斗争的许多复杂背景，以往学者有很多论述，这是不言而喻的。 单就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逻辑来说，这显示了国民党人的逻辑三大优势:一是本主义，只需转用孙中山自己的言论，“这是重要的，都可以由总理来教导和说明”。 二是自欺欺人，夸全国人民已经“臣服”、“支持”、“总理遗教”，后者“国民意识有基础，社会群力已有渊泉，法律依据已普及全国统一效能”。 三是以权威自居，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同志和全国人民，都是必须保卫渝者”，简直就是“朕即国”。
这个逻辑在公共生活行业当然很难通用，但是关于政党政治本身，也与20世纪下的民主化潮流不一致，所以很难通用。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着许多“主义”:戴(季陶) -蒋(介石)记三民主义、汪(精卫)记三民主义、胡(汉民)记三民主义、孙(科)记三民主义、邓演达 党内既然已经这样，党外就不用说了。 国民党三大刚开始，自由主义旗人胡适就发表文案，尖锐抨击国民党独尊的所谓“总理遗教”方法。 “我们当天批判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定上帝，打倒一个门户，解放中国思想，提倡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但现在“在绝对独裁的局面下，失去了言论自由。 神可以否定说，“孙中山不允许批评”，“不得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
尊重“总理遗教”的另一个结果是，国民党的政治理念、纲领僵化，阻碍了其随着时势的变化而迅速发展。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地方自治，并没有囊括孙中山思想的所有精华。 再者，孙中山的思想博大精深，但不是至善至美的现成治国方案。 “革命之后”的执政党努力使政治纲领不断创新，积极适应时代潮流，引领社会变革潮流。 国民党当局违背其道路，企图用僵化的政治理念来管制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潮流。 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政治文化上的创造性已经表现出匮乏的迹象。 其结果是什么？ 胡适在1929年指出:
现在国民党失去人心，有一半是因为政治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但有一半是因为没有吸引到思想僵化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 完全失去前进的思想界同情的日子是国民党的油干灯草耗尽的时候。
符号的圣化
南京国民党当局独尊“总理遗教”，也致力于将“总理”的符号神圣化。 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国民党当局的推进基调，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1929年1月17日，国民党经常通过关于“总理奉安”的推进方案。 具体包括6个次级方案: (1)总理埋葬日记方法(2)全国举行总理埋葬日记大会推进计划(3)沿途各地迎接纪念大会推进计划(4)南京迎榇纪念大会推进计划(5)北平送榇纪念大会推进计划。 (6)迎接列车计划的推进。 此后，国民党中央制定了统一的推广重点、推广大纲、推广标语、口号、传单、文告、词曲，指导和规范了各地的推广工作。 这些重点、大纲、标语、口号，试图使孙中山融汇古今中外文明精华，拯救中国和世界人类之路，成为至高无上无私的现代救世主。
国民党中央推进部制定的推进纲要，试图为孙中山盖棺定论。
本党的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其一生救国救民的伟大革命事业，其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古今中外的伟人中，决不会有总理这样的人。 ……总理的肉体已死，但总理的精神人格和革命主义，永远像日月之明，照耀着我们民族国家和世界人类大同幸福的未来。
在推进口号、推进口号中也提到“总理是充满苦难的崇高的革命领袖！ ”这样的表达。 “总理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中华民国的创造者！ “总理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 “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
应该说这些论调不是国民党一时的反复无常的产物。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中，出现了多种相似的评价语言。 国民党人光甫挽联云:
像伯夷一样，看起来像仲尼，公足会变成它，但种树不一样。 晚季矜管乐才是中国仁圣贤人中的独特之格。 像列宁一样，像华盛顿一样，世界上没有健康的人，先知属于谁，匹夫举行汤武，在大地革命的历史上各有千秋。
这个评价还很客观。 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挽联云:“……革命若汤武、揖让若尧舜、悲哀若孔孟、救世舍身若耶佛……”前革命党人杨铠挽联云:“……视仲尼·马克思·卢梭什么都没有。 ……和朱元璋华盛顿列宁合二为一。 ”。 这样的评价有抬高或神化的倾向。 “奉安”期间的推广话语，选择性地整合和凝聚了以往存在的评价，形成了唯一巨大的政治符号。
当然，南京国民党当局不仅是为了让孙中山本人永垂不朽，更是有意揭示至德、至圣的“总理”符号。 他们希望利用这个神圣的符号，聚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可，增进新生的“党治”国家权威。 国民党中央推进部制定的前述推进重点和推进纲要，确定并表达了这个构想。 大纲的推进和推进一方面彰显了孙中山的崇高和伟大，另一方面也强烈强调了国民党对孙中山开放的“道统”的接受，以及现在和今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 “继承总理遗志，实现总理主义，完成总理事业，总理手中的本党领导人应该共同奋斗”“总理死后，能切实保障和继续总理遗志教育的，是唯一的遗志教育者。 ……因此，我国人民必须矢志勤奋，孝敬忠心，团结一致，在三民主主义下，以总理的精神为精神，以总理的思想为思想，始终支持本党，赞助本党。 ”。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编纂党章，在党内设立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确定为“三民主义和总理遗传学的唯一正统继承人”，要求人们“像欧洲殉教者一样”服从总裁。 问题是，以“总理”的忠实继承人自居，隔着“总理”的余威向国民发号施令的权威自居的态度和方法，能否取得国民党所期待的效果？ 显然值得怀疑。
仪式的展开
为了纪念孙中山在国民党人的领导下发展成为制度化的准宗教仪式，与精神偶像的形成和集体信仰的整合密切结合，加强国民党阵营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构建集权统一的党治国家服务。
总理纪念周
早在1925年3月31日，国民党在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通过接受总理遗嘱的议案，训令全党，今后每次会议首先要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全场起立聆听。 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再次训令全党，重申了前面提到的恭读总理遗嘱仪式。
1925年4月，为了“教导各官兵永远牢记大元帅主义精神”，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了七条《总理纪念周条例》，要求所属各部每周一上午10点举行总理纪念周，具体步骤为孙中山行三弓礼，默念。 “本条例如有阳奉阴遗(违反)等行为，一经检举或检举，除应对此负责的官长避难外，还将另行给予协议所。 ’上述规定不是具文。 到1925年5月15日，粤军总部纪念周已经举行到第三次，仪式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亲自主持，请过路的汪精卫发表演讲。 这是国民党阵营中最早制度化的总理纪念仪式。
1926年1月，国民党“两大”正式通过以下决议:国内外各级党部会议场所应当悬挂总理遗像，集会前应当宣读总理遗言，国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应当每周纪念一次。 此后，国民党中央又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八条，要求国民党各级党部、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由各级党部常务委员或各地最高长官主持，每周举行总理纪念周仪式(流程大致同前)，“永久纪念总理，同志全体 “(党员)无故缺席3次以上，违者不得各自犯罪”“对有纪念周执行力度或阳奉阴违等情事的人，一经调查或通报，应对此负责的常务委员或长官撤离后，仍给予另一协议所。”
这些决议和条例，正式确立了总理纪念周式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法定地位。 随着国民党在全国执政，这种仪式在全国得到宣传，获得了国教式的地位，不仅频繁出现在政治生活行业，也频繁出现在社会生活行业。 直到1947年4月，南京政权“行宪”之际，国民党中央才决定，各机关团体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免去国父遗嘱，不挂党旗。
顺路的纪念
国民党人一开始就决定把中山陵定在开放的仪式空之间。 陵墓图案征集条例中规定，祭堂前可设立“5万人空地”，举行祭礼。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正式下葬，从6月2日开始陵墓开放3天，一时游人如织，道路被堵塞。 1929年9月，陵园管理当局——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发布《朝觐陵规则》，规定中山陵祭堂每天向游客开放。 根据首相陵园管理委员会警备所不完全的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参拜者为33.5万人，最多的月份达到67，000人，最少的月份达到2，000人。 1932年的参拜者为6.5万人，1933年为11.5万人，1934年为19.7万人，1935年为24.9万人，1936年为16.4万人。
在众多的参拜者中，既有自愿理发的游客，也常见有组织的参拜队伍。 孙中山正式安葬的第二天，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等要人参拜了陵墓，并在祭堂行礼。 之后，国民党当局借组织渠道，继续围绕中山陵进行一系列近乎仪式化的行为。 每年元旦、国庆日、孙中山忌日、孙中山奉安纪念日、孙中山诞辰，国民党中央当局经常在中山陵举行大型纪念仪式，集体参拜陵墓，必须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各特聘官、北京各机关文官简任、武官上校以上的官员出席。 特别是孙中山生日、忌日、奉安纪念日，全国各地、各机构组织了类似的纪念活动，至少有几十百人，多为千万人，接近宗教仪式。 另外，国民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期间或者遇到重大临时事件时，中央当局也必须组织集体谒见陵墓的活动。 各级党政军警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包括一些地方组织，经常在其活动计划中被安排集体谒见陵墓项目。 显然，国民党希望通过持续而大规模的朝觐陵纪念活动，让国民重温对“总理”/“国父”的追求和期待，从而聚集整个国家现在和今后的记忆和认可。
实至名归
在国民党当局的主导和各方面的推动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父”的形象已经实际构筑，但“国父”名分的正式确立，还在抗战期间。
胡汉民
早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的各地追悼活动中，就广泛采用了“国父”的称呼。 1925年3月21日，胡汉民等留粤民进党要人联名发表宣言。 “今孙大元帅不幸去世，汉民痛失国父……《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的社论多次称呼孙中山为“国父”，该报刊登的文案标题中也采用了“国父”一词。 1925年4月在广州举行追悼大会，国民党当局祭文说:“……先生死后民国失去了其国父，我们党失去了其领袖，世界弱小民族失去了其救星。” 各界挽联更广泛地采用“国父”一词。 北京《民国周报》挽联云:“国父云亡……”上海华东公学追悼大会挽联云:“……四百兆人民和追悼国父……”。 江苏吴江县震泽税务局局长崔荫芳挽联云:“……未全功亡国父亲……”。 江苏无锡追悼大会、共产党秦邦宪挽联也追悼了“国父”。 江西省赣县茅店商界的哀连云:“……皇天夺走了我国的父亲，人们失去了领袖……”。 南洋麻厘巴坂中华会馆学校的哀连云:“……薄海悲号哭国父……”。 华侨黄元标挽连云:“伟哉孙公，……但是华盛顿共有英文名。 啊国父、……和俄罗斯列宁一起载入史册”。 国民确定将孙中山与华盛顿、列宁同列对待，被誉为中国的“国父”。 但是，这句话是民间用语。 也就是说，正如胡汉民等人所宣言的那样，“国父”也不具备正规名称的性质。
1929年孙中山正式埋葬期间，国民党当局的正式文件中除了“总理”的称呼外，还出现了“国父”一词。 比如国民党中央推进部制定的推进标语“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 正式祭祀文书中采用得更为频繁。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榇从北京西山碧云寺发动灵南运，南京当局特派员林森等人创作了“奉移文”云。 “……维国父的死，突然超过了4……”“启灵辞职了”云:“……穆国父、贡钱汤武……”。 灵榇抵达南京三天后，停止灵公祭，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称“国之父，人之师”，〈国民政府颂文〉云:“……弘惟总经理兮，先知先觉。 民国国父啊，人类的导师啊……”国民政府考试院的祭文三次提到“国父”，〈监察院的讴文〉说:“……国父去世，海咽山崩……” 这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作、分发的奉安期间采用的挽歌，歌词中避开了“总理”，采用了“国父”。 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国父”称号事实上已经得到认可，只是没有在正式的行文中得到确认。
“国父”的名分正式确立是在抗战期间。 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陪都重庆召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领衔说:“请中央通令各省市。 之后，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值得崇敬。 ”的提案。 这个动议提出的背景比较多、复杂，其中既有国民党人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也有藉此赢得国民认可、鼓舞抗战士气的现实想法，汪精卫集团打着“实现国父遗志”的旗号，建立汉奸政权，视听 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林森等人在六中全会上提出的议案。 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出训令。
案奉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执掌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立邦基，求世界大同，求国际平等，光芒四表，功高万世。 我的国民，应该还书追逐远方，崇敬。 经本会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 该记录案的信，即以希查照，命令全国一体化执行。 ……联合命令遵守，调转所属一致遵守。
由此，孙中山的“国父”名分正式确立，并开始被用于各种官方场合和官方出版物中。
被亵渎的“国父”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汪伪政权为了表明自己是孙中山的正宗继承人，越来越强调对“国父”的崇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强制接受北京协和医院，意外发现孙中山内脏切片和蜡块标本，带着一本临时照片。 这是1925年我院对孙中山遗体进行防腐手术时暗中留下的，孙中山家族、随行的国民党每个人平均都不知道。 汪精卫对此欣喜若狂，于1942年3月特意让“外交部长”褚民谊与侵华日军领导人冈村宁次等人谈判，将该标本带回南京中山陵安置。 汪伪当局为此声势浩大，举行了盛大的“国父遗污谨守安置礼”。 简直就是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的重演。
1943年2月，汪伪国民党中央决定制定“崇敬国父仪式”的具体办法，如参拜中山陵时的庄严礼让、群众集会时的“远拜国父陵”、外宾到达南京时首先参拜陵园等。 其理由如下
孙中山临终之际
中华民国的产生，出自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手，祖国人民作为国父尊重，适合万方崇拜，中外景仰。 只是崇敬之路、最初的仪式……盖如为了崇敬国父的伟大人格而尊重中华民国的国格，服从国父的思想尊重三民主主义的思想，怀有特殊形式的敬仰而已。
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样，汪伪政权定期组织“国父逝世纪念”、“国父诞辰纪念”活动，而且相关手续更为细致。 例如1943年11月的《父亲的生日日记念》中，汪伪国民党中央要求“全国”，举行了纪念仪式。 礼让根据中央的节日由广播电台传来(唱国歌时在全国齐唱)，“规定的节日时间必须一律向所在地致敬”。 这个仪式和帝制时代的祭祀仪式很相似，是对秩序的主观想象。 1942年，汪伪当局成立“孔庙管理委员会”，人员、经费由“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兼任，负责南京朝天宫孔庙的管理。 此外，每年还举行春季、秋季两次祭孔仪式，规定其组织工作、程序安排、具体仪式与纪念孙中山生日、逝世的活动相似。 当然，这样细致的手续安排，并不是真的为了崇尚“孙圣人”、“孔圣人”，而是通过这样步调一致的仪式行为，试图纳入“全国”、整体高度纪律化的体系中。
汪精卫亲自为陵墓参拜活动列举了具体的观察事项。 1943年3月12日，汪精卫手令假国民政府入伍处:
今天，在国民革命烈士礼堂行礼后，绕过灵座时，声音嘈杂，秩序混乱，失去了特别肃穆的仪式。 今后遇到祭孔庙、先哲祠、国父陵寝、先烈祠时，要观察几个事项:…(3)国父陵寝礼堂行礼后，绕灵榇一圈时，(1)每人前后，不得两人并排。 特别是不能从后面进入，从旁边进入。 (2)步行时脚步轻快，步武宜慢速维均，(3)进门后鞠躬，从大门往右绕过去一周后立即退出，不能停下来，走到卧室鞠躬，从大门往左站在礼堂……
汪精卫及其政权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一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集中在这种小事上。
王伪时代的“国父”崇拜有着特定的政治背景，但与整个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崇拜格格不入。 经过十多年的累积，这种崇拜已经成为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具备惯性的力量，对现在的政治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就是汪精卫处处强调“国父”招牌的理由。 “国父”崇拜就这样形式化，成为汉奸政权的护身符，如果被九天捧的“国父”孙中山有灵，我不知道会怎么想。 但汪伪政权越强调对“国父”的崇敬，就越暴露出自身虚弱的本质。
将分解和思考进行比较
关于国民党主导的孙中山崇拜，为了看到其意义和影响，有必要利用更广阔的背景，即世界范围内的领导人崇拜现象，以及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家认可情况。
从世界范围来看，领导人崇拜是普遍现象。 但是正如安德森在讨论近代民族主义时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两种民族主义。 一个是“真实的、自发的民族主义热情”，另一个是“系统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教诲”。 领导人崇拜也可以看做是自发的领导人崇拜，和“系统性的，甚至马基雅维利式的”领导人崇拜。
自发的领袖崇拜是指对社会本身、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的英雄人物的崇拜，这是自然的感情和行为，近代美国华盛顿崇拜的兴起是典型的。 布鲁廷的分解表明，另一方面，刚刚确立的美国没有自己的历史和古老的英雄传说，“需要崇高、值得崇拜的民族英雄”，作为正在形成的美国民族的象征发挥着作用。 另一方面，商业头脑正确把握这种社会诉求，积极地将民族认同的需求与商业利益的追求联系起来。 最先神化华盛顿一生事迹的威姆斯经常重复这样的话:“只要努力，老乔治的骨头就能赚很多钱。” 商业利益与民族认同的结合，在促进华盛顿崇拜、推动持续发展、增强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增进美国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领导崇拜体系的渗透，是指政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个体以扩大政治影响、增进政治权威为目的，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各种推进，提倡各种公共行为，树立一个领导人物的最高政治形象。 反观时代的孙中山崇拜，其兴起是国民党中央的创制、发动，其推进也基本上由“党”、“国”为一体的国民党当局主导、推进，可以说是“领导崇拜的系统注入”的典型。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开始推行一系列措施，试图通过孙中山崇拜统一党员意志，加强党的力量。 党内一点当权者也想利用“孙中山”符号背后的文化资源加强和巩固现实的政治权威。 于是，孙中山崇拜热潮在国民党内部迅速高涨。 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试图通过崇拜孙中山来整合民众的信仰，形成“党国”的权威，并将其推向全国，使之成为政治和公共生活行业的独特风景。 因此，孙中山崇拜表现为权威自命、内涵僵硬、形式空窦三个鲜明的特征，民众的自发性、能动性在此缺席。 与其说这是大众崇拜，不如说是国民党中央对党员和国民注入了单方面的意识形态。
当然，这种自上而下的孙中山崇拜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另一方面，孙中山逝世后处于内忧外患的国民党，需要统一政治家的意志，加强政党自身的集中力，实现孙中山未完成的理想。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认可还在构筑中。 既然以前流传下来的民族英雄，乃至上古神话中的黄帝，都可以成为这个构建过程的文化资源。 作为“共和国、肇我中夏”的创始人，孙中山当时被认为与美国的华盛顿、俄罗斯列宁没有太大差别。 他的事迹、思想、形象当然是构建新民族国家被认可的重要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来利用，确实有建设性的作用。
但是，如果只是自上而下的教导，则是纯粹形式化的运营，如果重视政党甚至党内少数有力者的自身利益，其积极意义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反之亦然，这是个问题。 对此，1928年舆论界的警告意味深长:
…中山在历史上，已经拥有不朽的地位。 因此，对于中山的个人，不要盖棺论辩，不仅吹毛求疵，唱功也不虚。 国民党执政以来，有些人在中山，有非偶像化不止的趋势。 ……所有的纪念者都必须纪念中山先生的精神，纪念其革命性。 ……自命为中山信徒的人，如果不忘记我，从公、以中山的精神奋斗，又渴望成为落后者，中山的不朽是自由的。 希望党政军各界，其凛然、矜持之兴，在形式上不崇拜中山，得到人民的信任。 打倒其一切虚荣自私的病根，人民群众尽到公仆的责任，也是为了纪念老百姓走中山路，维护自己个人政治的生存之道。
这句话可以说是鞭笞，语言中心很长，不仅是对已故领导人的真正纪念，更重要的是对“革命之后”的“革命党”提出了诚挚的忠告。 对于标榜谋求国家和人民独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政党来说，这一忠告是不可宝贵的。 但是，从那以后的事实来看，国民党不接受这个忠告，而是以崇拜孙中山为手段，通过单方面的意识形态渗透来构筑国民对“党国”的认可。 可以说，政治文化上的僵硬和固步自封是国民党最终成为“落后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李恭忠
来源=《二十一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