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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昭杨，网易历史专栏作者，自由撰稿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选人，是用历史照亮现实的撰稿人。 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地中海难民危机距今已有三年。 在这场难民危机中，德国首相默克尔因主动开放边境收留百万中东难民而备受世界好评，被誉为“难民之母”。 在难民危机持续发酵的三年里，大量涌入的难民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 执政联盟的两大支柱——基民联盟和社民党相继在德国地方选举和德国大选中遭遇滑铁卢，默克尔在举行的德国大选中勉强连续，但新内阁的组成部分需要半年的时间，以反难民·反欧盟为纲领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替代选择党”难民危机持续 另外，以德国为首的西北欧各国出现了难民分配问题和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尖锐矛盾，欧盟内部至今仍因难民问题的裂痕而无法填补。 在中东难民问题上，德国可以说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价格。 事实上，年9月默克尔选择全面开放边界，得到德国舆论的支持，但德国人为什么对难民救助这么热心？
有人认为德国人口增长缓慢，需要引进难民来补充劳动力市场。 一些人认为德国向地中海难民敞开心扉有助于洗刷二战中纳粹种族主义的耻辱，改善德国的形象。 除了这些理由之外，基于类似历史经验的关怀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的理由。 战后头两年，约200万至400万德国居民被赶出中东欧国家，他们被迫离乡背井，返回世界大战中几乎毁灭的德国。 当时的德国远远不具备今天的难民接收条件，这些德裔难民只有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而且，这段德裔难民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无法与世界共享。 这些德裔难民不是无辜的，因为在二战中参加或卷入了纳粹德国的扩张活动。 那么这次的德裔难民潮是怎么发生的呢？ 让我们从中东欧战前的地缘格局开始。
中世纪至18世纪，由于战争和移民，中东欧和巴尔干各国形成了大量德语居民聚居区，当时这些德裔聚居区大多属于多民族杂居的哈布斯堡帝国。 一战中，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和德意志结盟共同战败，如何重构中东欧地缘政治格局成为新问题。 此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以“民族自决”为方针的14点，推动了中东欧民族国家的建立。 但是，“民族自决”几乎不彻底。 联合国不想看到战败国德国的人口和版图，反而因为民族自决而几乎膨胀。 于是，为了削弱德国，联合国在重建战后秩序期间，继续将大量德裔居民作为少数民族散布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等国内。 这些居住在外国的德裔居民是二战后德裔难民的首要来源之一。
从19世纪开始，德国民族主义思潮就一直利用德裔居民散布在中东欧地区的局面作为领土要求的基础。 希特勒在此基础上，基于种族主义的观点，利用德国人对战后欧洲新格局的普遍不满，主张中东欧德裔少数民族处于犹太人或斯拉夫人的野蛮迫害之中，建立了“大德意志帝国”，建立了德国和中东欧
事实上，希特勒也本着这个理念一步步展开了对外军事行动。 1938年9月，德国根据慕尼黑协定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德裔人口极具特色的苏台德地区。 1939年9月德国电击波兰被认为是二战全面爆发的象征，德军的借口是德裔居民占绝大多数，但却是泽自由市的归属问题。 但是，泽市在战前是德国的领土，战后应该按照民族结构的价格进入德国，但是波兰缺乏优良的港口，因此联合国被指定为波兰间接控制的自由市。 必须指出，当时苏台德地区和丹泽市的德裔居民受民族主义热情的刺激，确实主动要求合并德国，也积极配合希特勒的侵略行动。 因为，中东欧的德裔居民问题不仅仅是侵略德国的借口，更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德国人欢迎希特勒的侵略和占领
希特勒在1941年打破《德苏不可侵犯条约》，全面入侵苏联。 相对于西线，东线苏德战场冲突更加激烈，苏德双方对平民的集体暴力越来越多，仇恨也更深。 这为苏军反击时中东欧德裔居民的命运奠定了悲剧的伏笔。 1944年，面临胜利的反法西斯联盟各国，鉴于二战爆发前几年东欧的一系列情况，开始探讨战后中东欧境内德裔居民的未来问题。 丘吉尔英国议会下院的发言中指出，为了避免战后各种形式的民族冲突，应该将这些德裔居民送回德国。 实际上，苏联开始了向德裔居民的转移事业，但方向相反。 从1944年12月开始，苏联红军在刚解放的匈牙利逮捕了德裔居民，送往苏联参加强制劳动，估计约有10万至17万匈牙利裔居民受到了这样的处罚。
1945年初，在反攻战争中相继获胜的苏联红军接近了德国本土最东端的东普鲁士地区。 出于对领导人的盲目崇拜和狂热信仰，纳粹德国当地的军政部门在战争中没有疏散居民，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但是，惊天逆转并未出现，苏联军队真正临城而下时，当地德国人陷入了恐慌。 传言称苏联士兵为了报复纳粹军队在苏联领土上犯下的暴行，将无差别报复德国平民，因此东普鲁士的德国居民冒着冰雪，向西逃窜。 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的联系也很快被切断，约三十五万士兵和九十万平民集中在但泽港，等待乘坐轮船返回德国。 但是，由于波罗的海也是苏德战场的一部分，海路不安全。 1945年1月30日，载有7千名德国避难者的纳粹游轮古斯托罗夫号在波罗的海被苏联潜水艇鱼雷击沉，大部分乘客溺水身亡。 这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海难。 最终，在苏联红军彻底统治东欧之前，约有600万至800万德国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家乡成为难民。
库尔兰(现拉脱维亚西部)的德国居民随德军撤离
纳粹投降两个月后，波茨坦会议正式确认，美国、英国、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协议，苏联获得前德国领土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和波兰的一半。 波兰从得到奥德尼斯河以东的德国全部领土得到了补偿。 如果波兰领土整体向西移动，英美苏三大国同意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三国境内的德裔人口送回德国新边界内。 决议订立了两个基本遣返德裔居民，第一个基本上是德裔居民均衡遣返英法美苏四国德国占领区，第二个基本上是转移德裔居民必须以人道的方式有序进行。
但令人意外的是，遣返德裔居民未能按照四国达成的决议执行。 因为遣返的决定本身表明，无论是英美苏等大国还是东欧各小国，都把分散在东欧的德裔居民视为麻烦的根源。 因此，遣返行动多少包含着惩罚德国人的含义，因为二战期间他们对纳粹德国向东扩张行动的合作受到了惩罚。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战后的遣返计划很快发展成了难民潮。
早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最先遭受德国侵略的捷克斯洛伐克就已经驱逐了70万德国裔居民，在遣返协定达成后，遣返了剩下的200万人。 波兰驱逐了新获得领土的700万德国裔居民，关押犹太人和盟军战俘的集中营正好被用作临时遣返收容所。 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苏联也进行了驱逐行动。 这些驱逐行动无法达成和平与秩序，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在驱逐过程中经常伴随着酷刑和虐待。 另外，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因战火掠夺，物资不足，死于饥饿，生病和寒冷的德国难民也不少。 东欧国家的驱逐估计约有50万至150万人死亡。
徒步避难的东欧难民
另外，英法美苏4大占领区均衡接收遣返人口的计划也没有实施。 当时，法国政府不满本国被排除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过程中，因此以法国没有签署相关协定为由拒绝接收从东欧流入的德国裔难民。 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法国拒绝德国难民的深层原因是，不愿意看到二战后德国人口因难民涌入而大幅增加。 因为这可能会给法国带来新的威胁。 当然，德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也不乐观。 因为刚遭受战争之害，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住房来安置这千万以上的离乡难民。 幸运的是，二战后，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上，联邦德国经济再次起飞。 东欧难民由于同文同种，迅速融入了德国战后重建的大潮。
例如，今天德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巴伐利亚与二战后、二战后东欧德国系难民的流入有直接关系，1946年巴伐利亚在德国内部是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农业州，但由于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故200 加之巴伐利亚属于美国占领区，在受马歇尔计划的美国援助中占有一定的特点，经济迅速发展，许多工业化的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其中就有所谓的“难民城市”。 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居住在中东欧地区的德国裔难民。 这些难民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在政府的资助下兴办公司、建设房子。 难民的定居地点随着经济的繁荣逐渐扩大，获得了城市的地位。 其中巴伐利亚州的新加布隆茨这座“难民城市”的城市名来自德国裔居民居住的捷克加布隆茨县。 由此可见，二战后德裔难民的历史记忆仍以地名等形式在现代德国持续着。
东欧德国裔难民暂时居住在西德的难民营
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质，加上这些难民支持纳粹德国的侵略，所以这次东欧难民潮没有得到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纪念。 但是，这次难民潮带来的新人口占当时西德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今天，各德国家庭可以说与这次二战后东欧德裔难民潮有一些联系。 这段深刻的历史回忆也影响了德国战后难民政策的制定。 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写入难民保护条款，设立了非常宽松的难民保护条件。 结果，二战后，许多来自东欧的难民涌入德国。 那个时候，难民主体不是二战结束时被驱逐的德裔人口，而是东欧本地人。 德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增加难民申请资格的限制，但整体上接受了大量难民，德国在70年代末接受了越南战争中出生的约22000名船民，他们及其子孙很好地融入德国，是德国除德国以外的母语群体融合的模式， 20世纪90年代，在苏东剧变的大背景下，德国完全和平统一。 而且，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战乱导致大批巴尔干难民流入德国，一时掀起风潮，但20年过去了，这些移民的后代也很好地融入了德国社会。
也许是因为二战后，成千上万的德国难民离乡背井的记忆还没有消失，但德国在二战后，对难民保持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在过去几十年的难民融合中取得了成果。 这是德国舆论在年中东难民潮中表现出罕见热情和包容的重要历史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