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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日，奥巴马用远程影像凝视着击毙本拉登的美国士兵的实时场面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政权”一点一点地倒下。 从突尼斯开始的抗议活动，引发了最大规模的政权更迭的多米诺“游戏”: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也门……也许是另一个。 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们不得不在这些崩溃政权后的废墟上乱跑。 迄今为止，美国的军事力量已扩展到世界各地:从远东到中东，从亚洲到非洲——军事基地、航空空母舰、无处不在的全球卫星……星条旗飘扬，让人以为历史回到了19世纪的殖民时代。
1821年，美国第二届总统亚当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无论在哪里，美国总是站在自由人民一边。 “但她不会去国外寻找恶魔进行破坏”。 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他说:“她是道义上的支持，是自己亲切同情的典范，推荐其理想。” 否则，美国将“伤害自己，无力摆脱”。 亚当斯总统说:“美国可以成为世界独裁者，但那样的话，她就不再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者。”
我们相信美国的历史是追求自由的历史。 但是直到现在，这个“自由”看起来还很遥远。 事实上，无论是亚洲、中东还是非洲，都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它们都是信仰和以前流传下来的。 要向拥有这样古老历史的国家销售“自由价值”的半成品，美国该怎么办？ 在1776年(中国清朝干隆四十一年)建国到二次世界大战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中，美国始终“孤立”的从前流传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将其称为“遥远的事件”。 直到1917年，美国宣布参加协约国的战斗。 1941年12月，二战开战第五年的时候，美国因为珍珠港事件被迫参战。 1944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我国的政策不是指战争，唯一的目标是让战争远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从自以为是的“孤立主义”到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全球战术与美国的价值观一致吗？ 还是在全球经济和军事利益的追求中，美国在独立宣言中明确表示:“所有人生而平等，创造者是否给了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伟大理想。 美国还是自己“伟大精神”的主宰者吗？
历史可能不会告诉你“真相”，但至少会告诉你“幻想”是如何构建的。
1901年，一位中国人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生活在东亚大地上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华夏民族，没有国名。 他在《清议报》中写道:“我国最丢脸的人，莫过于我国没有国名的一件事。” 一般来说，或者说诸夏，或者说汉族，或者说唐人，都是朝名。 外人，或者说震旦，或者说支那，都不是我自命的名字。 夏、汉、唐等名吾史，悍然尊重国民的宗旨。 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将从主人公理中失去名字。 说中国，说中华，又自尊自大，李袖手旁观。 但是，即使在种姓王朝玷污了我的国民，也不行。 其他人的假设中伤我的国民，还不行。 在所有三者都失去的情况下，万无一失，还在我们嘴里有习性的人，称之为中国史。 虽然有点傲慢，但民族的各自尊是那个国家、现在世界的通义耳。 ”。
这个身体是梁启超
法国大革命发生半个世纪后，中国人首次看到了拥有“民族国家”这种坚船利炮的“怪物”。 一个世纪后，中国人开始思考如何成为“民族国家”。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他说，由纳税人组成的第三级用自己的权利合成了国家主权的象征。 这意味着法国不仅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还引发了欧洲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诞生”(金观涛:《现代性及其困境》，《二十一世纪》2007年10月号)。 。 所以，无论是民族还是民族国家，都是现代的产物。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认为，正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才导致了法国民族的出现。 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只有半数的法国人说一点法语，只有12、13%的法国人说“比较好”的法语。 民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政体，它不同于以前流传下来的王朝，也不同于古代的帝国。 象征着宪法、主权、国名、国徽、国歌这一整套独特的符号。 这是梁启超不知道的东西。
事实上，在法国革命之前，发生了更多对世界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这是美国成为独立国家。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人生而平等，创造者赋予了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建立在人类之中，为了获得正当的权力，必须得到统治者的同意。 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破坏这些目标，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该政府，建立新政府。 而其基本基本基本，及其组织权力的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安全和幸福。 ”。 这个复制品是确立民族国家正当性的完整表现，也是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中，产生了民主、理性、公正、正义等一系列的现代价值。 从这个宣言中，至少可以看到民族国家这个新事物以前流传下来的王朝、帝国政体形式所具有的两种新品质，即契约国家和民族认可。
大家在神面前签约，什么样的人能一起签约是个问题。 “当孤立的个体走向神的时候，‘我’属于哪个共同体，已经没有了确定的边界。 什么是“我们”？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承认危机就这样发生了”(金观涛)“我们是谁”的问题被提出时，民族国家的发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应对。 所以，民族国家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其一是契约国家所需的自由、平等、权利等契约伦理，其二是民族国家合法性论证的终极基础，其二是具有共同认可基础的人民，即民族。 这意味着，只有共同契约的人民有权享受他们的联合声明用生命追求的基本价值，民族国家这种新的政府形式，只能保障“这些”人民的外在载体。 国家政权的边界也是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边界，民族国家没有义务对国境外的民族承担义务。 如果说这200多年的历史，民族国家追求的价值确实是现代社会价值的第一个复制品，那么这个价值只为本国人民享受。 到今天为止，美国有各自历史以前传下来的约200个民族。 正是“这些”的人，发誓将其个人权利的一部分转让给政府，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合同市民。
奥巴马总统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我”是美国人的总统，我只为美国人的福利担心。 这样的表现清楚地表明，民族国家有价值边界。
1796年9月17日，美国第一位华盛顿总统拒绝再次提名总统，满怀深情向美国人民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
“你们对幸福的关心是分不开的。 ……我们解决外国事务最重要的是在和他们迅速发展商业关系时，尽量不参与政治。 我们决定的条约，必须忠实地履行。 但是，以此为限，不再增加……我国一个人，远离其他国家。 这样的地理位置允许和督促着我们执行不同的政策路线……我们决心随时保持中立时，可以采取得到别国严格尊重的态度。 当好战的国家不能从我们身上获益时，也不能轻易冒险挑战我们。 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和平与战争的问题。”
建国先贤的忠告成为了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起源和依据。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都采取了这种“为自己而行动”的外交基本。 美国的建国元勋们慎重地将美国的价值限定在美国公民，限定在民族国家内部。 孤立主义是民族国家价值边界的合理推导。
但是，孤立主义并不否定国家利益的扩大。 事实上，美国从建国到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就是美国利益扩大的历史。 从东部到西部，从最初的13个州到现在的55个州，一直以来对拉丁美洲的许多小国采取了干预政策。 而且，在全球殖民化的浪潮中，美洲国家力量的触角也扩展到世界各地。 在大西洋对岸的欧洲保持小心翼翼的距离，长驱直入太平洋沿岸。 清朝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美国第十任总统约翰·泰勒于1842年12月要求教书国会派遣代表来华谈判建立贸易关系。 在美国海军舰队的护送下，美国特使库盛( caleb cushing )抵达澳门附近，与清朝两广总督贾英谈判，于1844年7月签署了第一次美中条约《望厦条约》。 顾盛利用清朝谈判官不知道西方国际法制度的弱点，加入了美国单方面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条款。 这意味着美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些条款援引中国与各方签订的合同中采用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谈判无需自动复制到各列强的中国权益中。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停泊在日本江户湾，将美国总统米勒·菲尔莫尔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幕府，提出要求双方开放贸易等的书信。 年后，美日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罗斯闻讯而来……日本不得不向西方开放。
孤立主义并不限制国家力量的扩张，当遇到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时，价值边界就像铁幕一样，无情地切断民族国家内部享有的价值伦理。
1859年，51岁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用生物科学原理首次阐明了生物发生、进化的原理，否定了神创造万物的宗教教义。 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个生物学演化规律被达尔文的朋友、哲学家斯宾塞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组织的许多复杂关系。 博学斯宾塞没有想到这种哲学思想被粗俗地应用的军事外交行业为“弱肉强食”的殖民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当民族内部共享自由、平等和人类正义的价值观时，他们在世界上采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当然，不仅是美国，所有民族国家都在做这样的事。
这种双重标准的价值观，谁能论证其正当性？ 价值边界这一差距，能支撑民族国家无限的利益需求吗？
1860年，大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再也不敢侮辱这些来自西方船舶的“民族国家”。 这时，西方人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空夺走，成为废墟。 英法联军担任翻译的是一位名叫丁韦良的美国传教士。 在中国各地传教多年后，于1862年被聘为清朝政府翻译机构同文馆的英语教师。 两年后，他与中国同事合作翻译了《万国公法》一书。 《万国公法》是翻译美国外交官惠顿的《国际法原理》一书。 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中国人开始学习这个新的游戏规则。 接下来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外交文件中，多次记录着日本外交官请求清朝总理机关赠送《万国公法》一书的文件。 这表明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对西方抱有求知欲。 短短几年后，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将自己变成了东亚第一个“民族国家”。
19世纪，《万国公法》所指的“万国”到底是其成员吗？ 这个游戏规则下的玩家是谁？ 外交官们解开了这个秘密:为了传达当时为中国人翻译而通行的国际法，法国代办哥士奇曾向美国公使蒲安臣表示:“谁让中国人知道了西方国际法的秘密？ 杀了他，绞死他。 他给我们带来了无数麻烦。 ”。 同样，美国副公使卫廉士也相信，引入国际法可能使中国达到西方法律水平，从而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几个方面(如治外法权)找到法律依据(刘禾:《普遍历史建构——《万国公法》和19世纪， 国际法是民族国家俱乐部享有的专利，完全被殖民地国家排斥。
民族这个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本身又具有两重性:国内、国外双重标准，民族国家之间和以前流传的政权是双重标准。 这种区分很有意义，民族国家和以前流传下来的政府双重标准，是当前西方和其他地区冲突的投影影像。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民族国家，迟早会吃自己的果实。
日俄战争前夕，率领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成功转变为民族国家的明治天皇创作了表达对时局心情的俳句。
“我们相信
世界各国都是兄弟
那是为什么
波浪还在翻腾吗？ ”
1918年1月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向国会发表了著名演讲。 这个演讲是解决战后事务的几个首要，之后被称为有名的“十四点计划”。 威尔逊曾是着名学者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他以“新自由”主义赢得选举，成为总统。 他说:
“我们追求的是让世界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安居乐业。 特别是他，他成为了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和我们一样想用自己的方法生活，决定政治制度的国家，得到正义的保证，可以不受暴力和自私的侵略，得到世界其他民族公平待遇的世界。 事实上，全世界各民族都是这项事业的共同工作者……只要正义波及他人，正义也不能一个人施舍给我。 ”。
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基本上是被凡尔赛条约牺牲的，但他最重视的“国际联盟”成立了。 威尔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在欧洲内部肆虐，是欧洲各国解决事务的旧做法带来的必然结果。 显然，民族国家的价值边界和双重标准，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 双重标准不能保证这个“民族国家俱乐部”之间的安全，而是分成殖民地消亡，随着革命风暴之风的肆虐，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强弱关系经常发生变化，民族国家之间的兵刀相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
这是伟大的预见。 民族间也必须将部分权力转让给国际组织，以保证各国间的基本权益。 就像他们保证国内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样。 这是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的宝贵的历史教训。 “联合国”的成立只是个开始，同时参加各国心怀鬼胎，这从始至终都是令人失望的，但值得一试。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约束这些国家之间的斗争？ 但是，深刻发现的内在和普遍常识之间往往有很大的差距。 即使你面对各民族国家的精英领袖们。 美国国会重申孤立主义的基本国策，但最终没有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 威尔逊总统竭尽全力向全国各地发表演说，呼吁国民支持他加入联合国，但他多次未来——因中风病倒，从此没有恢复。
威尔逊的洞察是有根据的。 在“一战”中阵亡的名单上，最终有十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名美国人的名字。
中国有“大道废，仁义。 出主意了，有大谎。 ”在这个世界上，神忙的时候，恶魔也没空。 人类再次重复同样事情的时间，距离只有十几年没有离开过。 首先是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然后是德国、意大利踏平欧洲……罗斯福总统担心的是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日本统治的亚洲，美国的自由介于两个独裁统治者之间……那时，美国人民由各国维持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用三十二万二千人的死亡人数，换取了他们心中“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世界。 这个世界充其量是半星，另一半是红色世界——冷战铁幕降临了。
1954年4月的一天，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开了一个关于早期越南战争的玩笑。 “军事形势似乎越来越有利”(艾奇逊1952 )、“我们认为印度支那的局势正在好转”(罗伯逊1953 )、“法国的胜利“不仅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威尔逊1954 )、。 这位参议员是肯尼迪。 十年后，他领导的美国开始武力介入越南……五十万大军和二战中美国投下了德国和日本总数的炸弹，没有击退光脚走在水田里的越南人。 这真是一场自由之战，美国人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维护西方的自由价值，越南人为了获得独立和自由选择的权利。
1941年，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说:“我们将为保证未来的稳定而努力。 我们期待着世界建立在四个基本自由之上。 首先，在世界任何地方，所有人都享有发表言论和见解的自由。 第二，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都可以享受用自己的方法崇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个是摆脱贫困的自由……第四个是摆脱恐惧的自由”
如果把自由定义为最高价值，那么危害个人自由的所有人和制度都是敌人。 这种最高价值的心理，很容易将与本国不同的政体和文化视为潜在的敌人(赵汲阳:《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文化间对话年刊》第18届，2006年)。 。 实际上，有名的美国战术学家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是这样写的。 在将正当价值限定在民族国家内部，对别国实行丛林法则的行星上，谁能保证贪婪和仇恨的魔爪不会伸向他人呢？ 而且，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由，唯一合理的选择是扩大防御边界，从而导致同盟的不可使用。 当武力成为最方便的输出方法时，也是其效用最值得怀疑的时候。 纵观美国为维护“正义”事业而进行的战争，会有什么样的喜悦呢？在果断的军队和再次艰难的哀歌中，除了军火商和利益集团之外，还有谁受益呢？
我们讨论美国维护自由的历史，绝不是为了谴责或批判其错误和偏见。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民族国家这一现代产物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价值缺陷。 这种缺陷在现代社会被扩大到各行各业，被认为是各种冲突的根源。
美国是新教国家，是新教在上帝面前签约的缔约国。 新教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宗教建立在个人之上，个人可以不通过神父直接与上帝对话。 而且，个人救赎的方法发生了变化，个人在世俗生活中努力奋斗，只有通过成功向上帝解释自己。 这被马克斯·韦伯称为工具理性。 是理性和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 人类信仰及其社会行为的指导基本不统一。 所以，政教分离的国家建立了，民族国家的价值脱离了宗教而展开。 但是，在伊斯兰社会中，伊斯兰教义规定建立公正的社区，宗教不是建立在个人身上，而是建立在社区之上。 信仰不是完全变成民间行业的事件，必须勾结整个社会生活。 理性和信仰不能二元分裂成为工具理性。 因为，伊斯兰社会和西方的冲突被认为是伊斯兰抵抗工具的理性。 金观涛:这样的抵制，就是文化上抵制，保持宗教、语言、习俗的纯洁性。 在组织层面上容易形成“恐怖组织”，如果加上极端主义，就会演化为恐怖活动。 对比恐怖主义的胜利是值得称赞的，但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自由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伟大价值，但谁也不能声称自己获得了自由，并输出给别人。
1986年5月29日，欧盟升起蓝底金星旗。 12颗星星象征着前12名成员，象征着圣母玛利亚12颗星冠的保佑。 欧盟有一首独特的盟歌，名叫贝多芬的《欢乐颂》。 欧盟的名言是:多元一体也有自己的同盟日。 欧盟根据民族国家的面貌塑造自己的形象，但在这些表象的后面，有着近300年的新创造。 人类的纷争并非起源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诞生后，由于其先天具有的价值边界和双重标准属性，纷争得以合理化，从国际法规、外交政策、科技成果来看，都是以保障民族国家利益为前提的，破坏别国和人类生命的技术迅速发展到了极致， 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的体验是“疯狂现代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毁灭之痛，正在走向和平主义、对话理性、合作战略。 美国体验了荣耀和梦想、成功和辉煌、领导和统治，加强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竞争战略。 ”。 赵汨阳:所以，欧洲在无尽的纷争中，获得了伟大的智慧，以罕见的勇气开始了行动。
2001年12月，欧洲“人类进步基金会”在法国里尔召开了首次“世界公民大会”。 会议代表来自126个国家。 会议通过了《人类责任宪章》。 会议声明:地球是我们唯一无可替代的家园。 人类以其多样化从属于这个生存着的世界，随着这个世界一起进化，人类和地球的命运密不可分。 不管来自不同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们都同意建立一个责任、多样性、合作世界的理想。
民族的诞生曾经将人民从中世纪引入现代社会，她拥有的所有人生而平等，才能人权等价值直接塑造了现代文明的世界。 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更是惨痛。 不打破价值边界，人类就不能奢侈地谈论共同繁荣。 超越民族的共同体成为人类摆脱困境的伟大实验，无论在欧洲还是东亚，对人类未来怀有深厚关怀的仁人志士都在思考和实践。
作者=鱼宏亮
来源=《读书》
